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9）

刘锦棠此时的思想比金顺和左宗棠都更为激进一些。

因为他手下有个幕僚叫周汉，也是湖南老乡，这位可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这个周汉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在后来的1891年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大规模反洋教事件，自5月至9月，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江沿岸几乎所有的教堂、教会学校及慈善育婴堂，都遭到了暴民的围攻和焚毁，财产被抢掠一空，传教士和教民死伤枕籍，这次事件的幕后煽动人就是周汉。他归乡之后撰写了大量的反教煽动资料，主要有《齐心竭力》、《谨遵圣谕辟邪》、《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说》等宣传品。这些资料印刷量很大，并以免费的形式散发，故遍及长江中下游省份—仅其中一本名为《鬼教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80万册之多。出书的钱都是周汉自己出的。周汉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煽动家。其撰写的宣传资料，全部使用大白话，用词粗鄙，高度迎合底层民众的认知能力。如把耶稣说成“猪精投胎”，把传教士称作“鬼叫头”；指控传教士“制迷药”把教民迷了，“进了鬼叫，老婆媳妇女儿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愿相陪那鬼叫头睡觉”；并撰刻诸多图文并茂的宣传品，向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展示传教士“挖眼剖心”的场景。最后美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十国要求严惩周汉。

李鸿章、张之洞查了半天，周汉个人修为方面无懈可击，最后为了给洋人一个交代，结果周汉被评定为“精神病”，躲过了一难。

1897年，德国侵略胶州湾，周汉再次“旧病复发”，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以五年前的处理方法，宣布周汉“精神病”送到了特殊监狱看管。

而周汉在随军刘锦棠在西北的时候，在对待维回降将的时候，一直是主张采用铁血手段的，好几次都不顾左宗棠的杀降禁令。这一时期，刘锦棠受周汉影响比较大，他们对伊犁的问题都是主张少废话，撸起袖子干就完了。

左宗棠虽然比起上述几位在一线专业砍人的家伙理性得多，拿出的意见也都堪称老成谋国，但是刚见了崇约也是气得差点吐血。所以他先把金顺、锡纶和刘锦棠那几份火药味呛人的折子一并转呈，而自己则做了个总结性发言。

首先他先质问他心目中的“投降派”们：“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求，譬尤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而痛恨者矣。”上来这段堵死投降派嘴的话真如天眼通一般，把李鸿章等人可能要说的话全给预料到了，也把奕訢的老脸抽得通红，这段比起诸葛亮舌战群儒怼东吴诸臣的话还畅快淋漓。

紧接着左宗棠又分析了崇约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察俄人用心，盖欲据伊犁为外府，占地自广，借为养兵之地，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我得伊犁已成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都，孤注万里，何以图存，.虽得必失。”照崇厚这个条约，伊犁收回来可能屁股都坐不热，随时都会丢掉，人家那是三面包围，一有事想拿走就拿走。

最后左宗棠亮出了自己的药方子—“就事势次第而言，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这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就是说先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不行就启动武力的终极手段，真的有那么一天，那么就要把《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纪》以来的总账都得重新算一算了，新疆的边界至少要推进到巴尔喀什湖边上，恢复乾隆时代的疆界。

左宗棠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人家早把成熟的军事方案已经准备完毕。

具体说西北方向上，围绕收复伊犁，左宗棠做了兵分三路规复伊犁的攻略：东路主帅为伊犁将军金顺率所部近五十个营一万人沿精河一线布防，金运昌率卓胜营近二万人为后援，同时塔城参赞大臣锡纶召回令俄人十分恐惧的转世喇嘛棍噶札勒参呼图克大力重建土尔扈特蒙古僧兵，在阿勒泰地区与金顺相呼应；

中路主帅为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率嵩武军二十五营五千人，同时檄皖军一千、湘军一千五百人同归节制，这一路从阿克苏出发北上，经夏特古道越冰达坂直趋特克斯河谷，捣伊犁之南；

西路主帅为刘锦棠，这一路虽是奇兵，却是主攻的一路，刘锦棠率老湘营马步万余人，自乌什出贡古鲁卡伦经布鲁特游牧地抄击伊犁河谷之西，并负责切断俄军自浩罕、哈萨克赴援伊犁之路。

用刘锦棠金顺等人的话，就是要拿回乾隆平准时的旧地，振旅河中、顾盼欧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