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7）

恭亲王奕訢对这个条约的蓝本忧心忡忡地评论：“霍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特克斯川，均归俄属；并塔城界址亦拟酌改，.又于西境南境各划去地段不少，似此则伊犁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种种弊端，难于枚举。以此视之，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

现在奕訢再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人是总理衙门选的，他只能再发急报给崇厚，这版条约无论如何不能签！当然他心里也十分没底，因为按当时的通讯节奏，他的电报到了俄国天知道崇厚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

怕什么来什么，光绪五年八月初七（1879年10月1日）崇厚来电，告诉总理衙门条约各款已经敲定，次日即将去黑海签字画押！

10月10日崇厚再次电告总理衙门，告之已经签订条约，这个条约史称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未经总理衙门核准就擅签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原因是他在彼得堡时忽得家书，他的妻子病危，因此他急于赶回国，所以不但越权签了这个条约而且不候朝命直接乘船回国了！而布策和热梅尼等人也是利用了崇厚急于回国的心态，巧妙地控制谈判进程。

条约一经披露，西方片大哗，英、法、美、德列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国外交史学家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评论此事：“这些条件加能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而绝不可能是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

这个条约签完，沙俄自己对于如此轻松获得重大利益心里都没底，全程参与谈判的沙俄外务部首席参赞热梅尼在给戈尔恰科夫的信里心虚地说：“条约尚在送往北京之途中，而吾人亦不知中国政府对此事意向如何，以及该政府为此事所将采取的措施如何。”

而最可恨之人就是这次谈判俄方的代表布策，这个家伙得便宜卖乖：“贵国不劳一兵，不费一矢，竞将伊犁好好安坐而得之，天下竟有如此便宜之事乎？”

现在对于总理衙门来说，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御笔亲批以后，再行开办，以示区别，而符向章”。

崇约传回国内后，奕訢哪里敢拍这个板了，漏子已捅这么大，他硬着头皮只能上报给两宫太后了，因为当时以9岁的光绪皇帝发的每道上谕都是这两个女人最后落的锤，所谓御笔亲批的最后防线就在这两个人手里。

东太后慈安既不识字，对政务更是完全外行，但是地位尊崇，即使明知她赞成的事情，慈禧仍然不敢不先经请示再行。

当时的人们对她们二人的评价是东宫长于德而西宫长于才。所以这姐俩的合作模式是遇到问题慈禧来负责解释和出主意，最后敲定则还要经一下慈安。

这次面临崇约难题，可以说爱新觉罗家的男人再次阳萎。

奕訢本人的意见是“虽寄崇厚电信有各事均候批准，再行举办之语可为退步，然中外情异势殊，实觉毫无把握。”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沙俄是个流氓国家，现在伊犁在人家手里，如果废约，必然招致动武，而动起手来，恐怕我们损失更大。

奕訢这个思路与老牌主和派的李鸿章不谋而和，从天津教案到海塞论战再到今天的崇约问题，奕訢和奕譞兄弟的表现证明，其所以被列为晚清投降派的首席代表是并不冤枉的。

慈禧太后让总理衙门先拿初步意见，既可能是优柔寡断也可能是滑头的奕訢建议将该约抄送当时支起晚清朝廷这口大锅的三块柱石—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分别上奏发表意见。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58）

领衔南北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异口同声上书主和，他们的观点是“崇厚全权出使，不可谓无立约之权，若先允复翻，其曲在我，既失伊犁，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所讪笑，所失更多。且彼仍以分界修约为词，时相迫促不已，乃生兵端，中俄接壤万余里，防不胜防，边衅一开，恐照现议亦不可得。”李鸿章的意思是说，崇厚的全权特使的名号人家俄罗斯可是一开始就再三确认过的，你现在说不认就不认，肯定不符合万国公法的，这就给了沙俄动武的借口，而再来说动武，我们和沙俄边境接壤上万里，怎么打？毛熊可不好惹，真打输了，就是想按现在的崇约来定也不可能了。

行文至此，忽然想荡开一笔。曾记否，在年少时每当读到晚清总有痛心疾首的感觉，而对于晚清的洋务派的认识则完全等同于投降派的。相对来讲反而对那些顽固派和清流党愤青们有非常好的观感。人到中年才读懂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人和事。

记得小时候看老舍的《茶馆》，里面有个崔久峰，曾经当过国会议员，后来退隐林下。这个人一出场就是个气场强大的人，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高手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和茶馆老板对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初读茶馆对这个人物十分不解，中华文化素有爱国情怀，讲的是知其不可为而愤然为之。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时的革命者会退化成这样呢？而且他们冷酷地指出一个令人绝望的结果，却拒绝为改变命运再付出任何努力，同时也不认为有人能够改变。

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增长，我知道崔久峰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了，也了解他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感叹了。

中国最早的和最成功洋务派如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他们正是见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之后，对于中国的前途彻底失去信心，和崔久峰一样，都是悲观失败主义者。

尤其是当他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后，完全放弃了改革的任何尝试。谁都想不到的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仿效西式宪政的人却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洋务派大佬，他是满族军机大臣文祥。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次外战中，国人体现出的“国不知民、民亦不知国”也确实印证了这些悲观主义者的判断，似乎中国人人都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也是鲁迅的作品里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与光明的原因。

读懂了崔久峰也就理解了李鸿章等人终其一生秉持的投降派观点。

而李二先生何尝不是万千个利已主义者之一呢？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便将所有的洗白努力化为乌有，中枢之臣尚且如此，难怪有美国人曾经评论一盘散沙的国人—中国假装是一个国家。

然而中国终究不是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也不都是崔久峰这样的人。

正如文天祥丞相在正气歌中所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当崇约内容传到西北前线的时候，军中立即群情汹汹，首先表态的是在最前线离伊犁最近的两个人，一个是伊犁将军金顺，另一个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这二位在风口站岗的战士一见崇约，立刻小宇宙爆发了，为你我受冷风吹，你们就TM搞出个这个东西来么？

金顺和锡纶联衔上奏，大呼俄人侵略成性、割我要津，简直到了“扼我吭而拊我背”的地步，二人均请缨抗俄，主张“足兵力、浚饷源、广屯田、坚城堡，先实边备”，至于伊犁的交接问题，主张暂时“缓收伊犁”，如果以此为代价，那收不收没意思了。

此时坐镇南疆的刘锦棠的意见更是简单而直接—“非决之战胜，别无善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