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41）

根据俘虏的口供和何步云等人提供的信息，沙俄收了白彦虎和伯克胡里的买路钱，窝藏了这个两名要犯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刘锦棠给左宗棠上书，建议亲自带兵通过俄属布鲁特地区，直捣纳林河畔逼俄方交人，否则将武力追索。

刘锦棠及其属下官兵都是强烈主张不惜一战，也要将首逆擒拿归案。

在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折里是这样叙述当时当敌的情况的：“据刘锦棠转禀，诸将士忿气勃发，请仍分路追剿，务期罪人斯得。刘锦棠亦义愤填膺，愿率所部与其周旋，求仰副朝廷除恶务尽之意。”

时也，运也。这拔血气方刚的人如果生在乾隆年间，在那个霸道总裁的手下，会打出一片什么样的天地呢？当年乾隆就怕前线的将领不卖力气，认怂，所以左一道右一道的死命令差点把兆惠富德他们逼疯，而今天则是一线的打工仔兴致勃勃，老板却不再是当年的老板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国力也确实没法和弘历那时相提并论。左宗棠是个下大棋的主，当然不能由着一线的军官任性，中国从来就没有供日本和俄国那样少壮派军官军事冒险的空间和土壤。

掌控西北大局的人还是左帅，他对刘锦棠等人解释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已经是落水狗了，拿不拿住这两个人本身已不是大问题，而且俄属布鲁特人不是还有缚送的说法嘛，另外白彦虎他们逃过纳林河的时候不是也被对方缴械后才放过去的么，所以一切都还不知道，现在你们在前方不能无头苍蝇乱撞，对方直接交涉对象都不知道，没法办。所以我上表朝廷由总理衙门与俄方交涉。

新疆问题现在从主要对英搏弈转向了对俄角力了。

恭送蓝星霸主下场休息。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二十年间，正是自由党执政时期奉行“精明无为”的外交政策。在中亚角逐中，它对俄国的扩张是应对乏力的，对沙俄南下主要采取守势。而它明里暗里支持的阿古柏，也不过是指望这个所谓的“中亚屠夫”能充当一堵防火墙，稍微阻碍一下沙俄的扩张势头。

可以说，英国此时产生最严重的误判就是，认为满清已经衰弱不堪，完全不能胜任区域制衡的任务了，因此才有了夺人腴地保护立国的想法。

随着与阿古柏建交的弗赛斯爵士一起来新疆的戈登中校和贝柳医生回去以后各写了一本书，一本是《世界屋脊》，一本是《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

这些人还有后来的政论写手包罗杰在总结英国在这次新疆问题上的搅屎，都认为是极不成功的，他们最后认为：“那些在中国边境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地盘的独立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时的赘疣而已。当他们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如果他们办得到，他们就会像候鸟一样飞走。英国政府从来没有理解中国制度的生命力。”

不过，英国人总算吃一堑长一智，在后面的伊犁问题上没有浪费机会，利用了沙俄的贪婪修复了与满清因为阿古柏而造成的关系倒退。

现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基本差不多了，球又回到了总理衙门。外交战线上的各位该起来上工了。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42）

平心而论，郭嵩焘虽然有点老天真，但他对国家、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倒是始终如一的。当初主张放弃新疆，也是基于对军事解决新疆问题的预期比较悲观才上的那个奏折。

当时老天真也确实被英国人给忽悠得不轻，不过后来他得知了前线的进展相当顺利，立即发急电给清廷，几乎全部推翻了自己原来的和平主张，转而建议前线一切事务应由左宗棠随机应变！

我相信，如果一直用郭嵩焘来主持关于新疆问题的谈判，就绝对不会闹出崇厚擅签那样的一个大乌龙。

世界各国的外交人员与军方的关系都很微妙，许多时候外交部的兄弟们不得不扮演灭火队员的角色，不断地为前方的军队捅的瘘子擦屁股。

但是他们所取得每一点滴的外交成就又不得不依赖于本国军队在战场上给力的表现。所以，军部好像油门，而外交部如同刹车和方向盘，少了哪样，帝国的战车都会出问题。

如今满清和沙俄两个农业帝国对撞到一起，考验这两部老爷车的油门和刹车系统的时候到了。

沙俄这时候在中亚的分公司负责人是土耳其斯坦总督，那个外号“半沙皇”的考夫曼。亲自操作占领伊犁的前线老大则是斜米列契省总督郭尔帕科夫斯基—满清称此人为俄之七河巡抚。

新疆的明火已经扑灭，左宗棠一方面上书朝廷请求总理衙门与沙俄驻华公使布策交涉伊犁问题，同时写信给金顺，让他派人和郭尔帕科夫斯基商议引渡白彦虎的事。

总理衙门现在还在鬼子六掌控，所以这次也是非常迅速地授权左宗棠与沙俄地方官员开展谈判，并且也已照会了沙俄。

1878年6月，金顺派提督殷华廷、直隶州知州李滋森到阿拉木图，就引渡虎子和交接伊犁问题与郭尔帕科夫斯基洽谈。

对于交接伊犁的问题，郭尔帕科夫斯基表示自己只是地方官员，无权处理，“非在总理衙门商议，恐难办结”。

而引渡白彦虎的事，因为清俄双方早有关于相互引渡逃犯的成章，郭尔帕科夫斯基则避开法理而从人情方面做文章：“非故意违约，特不忍置之死地。”意思是把白彦虎交给你们处置，你们凌迟那套办法太野蛮残忍了，不符合我们的普世价值。

殷华廷反问他：“两国和好，遵照约章，寻常逃犯尚应拿送，何况此等要逆？”

郭尔帕科夫斯基再次闪烁其词：“我总督（考夫曼）与左中堂早有公文，毋庸再议”。

老郭把问题全推到在北京的布策那边了，可同时北京的总理衙门找布策的时候也同样不得要领，因为布策先是推脱“必须将边界各案办结，以见中国真心和好。方能咨请本国派员会商”。然后又不辞而别，回国述职去了。代理公使凯德阳又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有事还得让左宗棠等人找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去谈。

皮球又踢回新疆前线。

考夫曼这时又节外生枝，扯出来个承化寺事件来说事。

这样问题又聚焦到了塔城地区的边境小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