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13）

英国人被郭嵩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进弄得无法招架，愣是迟迟出不来招。

这样这般，事情再次被拖下来。

直到7月7日，英国外相德尔比才出来打圆场，避重就轻地表示可以让喀什噶尔的伯克胡里向中国称臣纳贡从而允许其自治。

同时英国还主动帮郭嵩焘列出几个与伯克胡里停战的理由：一是停兵节费，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不用多说；二是如果战事一直拖下去，沙俄就会以新疆不消停为借口，继续赖在伊犁不走；第三是给郭嵩焘详细介绍了中亚这几百年来那些曾经牛逼闪闪的汗国，没有哪个能活过百年的，大部分都是传个一两世就分崩离析，所以说就算让阿古柏独立，这个洪福汗国也最多挺个一二十年，到时候说不定还得回到中国版图之内。

总之英国人想尽办法忽悠郭嵩焘把握机会，否则后悔莫及。

这段时间，郭嵩焘因为没和国内及时取得联系，并不知道刘锦棠等人已经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所以他基于对未来取胜把握的判断，将英国的调停方案转呈了总理衙门。

然后他也上了一道奏折《英外相调处喀什噶尔情形》，表达了个人意见。这道奏折成了他个人生涯中的一个重大的缺憾。

因为此时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里已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就是认为以中国国力之弱无法在英、俄两强争夺激烈时能妥善地保守新疆，而且他与李鸿章有一个共识就是对南疆的用兵，胜亦不能长久、败则不可收拾。

故而，最后郭嵩焘婉转地表态，私下里原则上他是倾向于接受托马斯韦德的调解方案的。

在这道长折里，郭嵩焘总结了休战罢兵的六利。在最后一利里，他特别强调了一下现在西征面临的实际困难：“现在办理西域军务，专恃一左宗棠，其年已六十有六，而军务茫无了期。诸臣威望已不能逮，又皆不习边事，不独统兵之大员难为接代，即办理善后事宜亦需老谋深算，经画久远。及此时与喀什噶尔解和休兵，使左宗棠得免征兵转饷之烦，亦即所以促使功臣，而令与阿古柏议定疆界，筹办善后事宜，亦必能酌古准今，规国家久远之计。

最后的收官总结颇能体现当时郭嵩焘对于西北问题的总体思路:“臣于关外情形本非所知，远处海外数万里，并无书史案卷可备检查，又以交涉边防大局，尤有非人所敢言者，臣岂敢冒昧上陈，徒以英国属意调停，其势不能拒而不纳。窃计张格尔以一回酋，寄居浩罕，崛起称乱，用兵至七八年而始定。其时国家方盛，府库丰盈，犹且兵敝于外，财殚于中。今俄古柏气象规模迥异张格尔，即使穷极兵力，收复东西各城，而安集延逼处葱岭，不能尽徙其人民而兼取其地，则边患更无穷期。夫经国者规久远，主兵者急事功，是以督兵大员无议抚之理，惟恃朝廷权衡缓急轻重，秉成算以宣示机宜，而后将帅之威伸，朝廷之恩乃深入远人之心，使俯首而听约束。凡臣所方，皆审量国势所及，与为利之远且大者。略为举其大纲。至于节饷息兵，关系原本大计，人所共知，臣更不敢深论。伏乞敕下陕甘督臣左宗棠体察情形，斟酌核办。”

这个奏折算是郭氏西北问题思路之大成，折中郭嵩焘向清廷强调英国再三努力志在调停，其势不能拒而不纳。

毕竟对方也是出于善意，不能轻易把和平大门关死。然后进一步分析了英、俄两国在喀什噶尔势力根抵盘固，而西洋公法也有保护立国的案例，因此对方的调停方案也是在国际法理上站得住脚的。

此外，喀什噶尔于中国而言，确实也是“无用之地”。

综上所述，不如趁英国调停之机，让阿古柏多缴几座城市回来，停兵节饷是当行之策。

郭嵩焘这道奏折还没上去就遭到他手下的 战 *狼 *外*交*官—参赞黎庶昌的极力劝阻。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14）

黎庶昌，字莼斋，贵族遵义人，比郭嵩焘小二十岁。

和左宗棠一样的是他也是自幼专注经世之书，同时也是很早就在科举的路上一路狂奔，但与郭嵩焘这样的天才少年没法比，他直到最后入仕，也只是个禀贡生（秀才中成绩好的）。

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家乡兵乱，北上到顺天府继续参加考试，结果再次落第，正在潦倒的时候，改变命运的机会突然来撞腰。

慈安慈禧加鬼子六，叔嫂三人组发动祺祥政变干掉了肃顺顾命八仙。

三人小组当时的人气比起肃顺那可差太多了，而且他们一家伙把前任皇帝托孤重臣全窝KO了，心虚得瑟瑟发抖，也感到难以服众。

所以三人小组特意搞了一个求言纳谏的活动，既能区分敌友又可延揽人心。

所以在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下诏，申谕大小臣工：务各齐心悉虑，于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谠言无隐。

可是诏书颁布一个多月，却没有一个人上一条折子。

搞得三人小组很尴尬，大有冷场之势。

原因嘛，不外乎当时朝中内外重臣仍然是肃顺等人体系下当权的，对于叔嫂三人以霹雳手段夺权不仅不认同，而且也是心中十分忌惮，为避风险而缄默不语。

于是，两次乡试落榜的潦倒书生黎庶昌迎来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豪赌。

他是这次朝廷求言活动中唯一上了万言书的人。

当然他根本没有从政实践，因此所提的问题大都是坐而论道，泛泛而谈。

但是作为响应中央精神的唯一典型，他所求的政治回报还是如愿得到了。

清廷下旨，准黎庶昌以知县补用，发往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差遣。

这个投机取巧的学渣，创造了以秀才直接入仕的记录，要知道举人都只能候补，只有进士方可直接实授。

虽然说他这次人生的重要突破是极富投机色彩的，但人家也确实不是凡人，在曾国藩帐下前后六年，他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

这次郭嵩焘出使英国，黎庶昌主动联系了郭嵩焘，毛遂自荐要求随行前往以便考察欧洲。因为郭嵩焘与曾国藩私交很好，所以对出自曾门的黎庶昌并不陌生，而且这次出使正是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黎庶昌能慨然申请随行，郭嵩焘自然同意，于是黎庶昌就以参赞的职衔加入了郭嵩焘的团队。

黎庶昌可不是单纯为了公费出国旅游的，人家是真正有想法而且能干事的人。

在伦敦以后黎庶昌一直没闲着，商界、新闻界、政界举办的各种活动他都参加，而且人家每次宴会都有收获，当然不是指喝酒。

通过大半年的消息收集、整理、分析，黎庶昌得出的结论与郭嵩焘大不相同。

所以郭嵩焘上奏折的时候，黎庶昌苦劝他的老板千万别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