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6）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满清均是被对手从天津大沽口登陆直逼京师，瞬间被锁喉，教训深刻，振兴海军的思路几乎成为共识，因此左宗棠对于海防的重要性并不质疑，西北防御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比起东南沿海是要差一个档次，但是，此时沙俄已经得寸进尺，使得其问题解决的急迫性超过了东南沿海。故而当时的许多主张海防的重臣也认为新疆问题是不重要却紧急的，比如文祥。

此时的清朝军机处（政治局常委）是保持了七年高度稳定的五人内阁：恭亲王奕�6�0领衔，下面依次是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前面两位是满州旗人，后面两位则是汉臣，地位上两位旗臣仅排在领班恭王奕�6�0之后，略高于两位汉臣。

在各方朝臣意见汇总上来以后，两宫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主要是听取军机处这几个人的意见。军机处两名汉人沈桂芬和李鸿藻此时各为两系朋党之首，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朝中南派官员之首；李鸿藻字兰荪，河北保定人，是当时的北派官员之首。这二位在朝中的地位难分伯仲，兵部尚书沈桂芬是罕见的集协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于一身的人，而李鸿藻则是军机大臣中兼任两代帝师的人。

李鸿藻同时还是清流党魁首，他的外交倾向一直是嘴炮鹰派，这次也不例外，主张对西北用兵。

而除了李鸿藻以外，其他的军机大臣或多或少都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原则上同意李二加强海防的建议，因此才有恭王申请外购铁甲舰的折子。

特别说一下这个李鸿藻，他是真的几十年如一日的主战派，后来在甲午战争时也是强硬派，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后来成了民国元老，就是组织过留法俭学会输送了许多**领袖去法国的李石曾。

两宫所开的会议经过多次讨论，仍然不能下结论。而当时除了核心圈这几个人之外，爱新觉罗家的老七，新皇帝载湉的亲爹醇王奕譞坚决支持李鸿章的海防派，他盛赞：“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

最终中央庙算促使清廷决心出兵新疆的关键人物是军机大臣文祥。

文祥，出身瓜尔佳氏，字博川，祖籍盛京，满州正红旗人。1818年生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这位和金顺差不多，虽说是旗人贵族出身，但到了他这一辈早已家道中落，通过科举出仕，没有靠山和派系。1859年入值军机，第二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肃顺等拥咸丰皇帝出走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文祥与大学士贾桢坚决反对。他上书咸丰表示：“通州地异澶渊，人无寇准，非万全之道；木兰又无险可扼，我能至彼亦能至。”文祥是想让咸丰也来个天子守国门，无奈他联合几名主战派大臣反复恳请咸丰留下来，也未能敌过奕詝那颗要逃跑的心。但是文祥却因为力阻木兰巡狩这事而被当时主张逃跑的权臣肃顺忌恨，于是奕詝走后，他被安排了一个风险很大的职务—北京城的步军统领，与鬼子六一起留在北京善后。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在咸丰皇帝临终托孤时唯一一位不是顾命大臣的军机大臣。在叔嫂联手搞掉肃顺时，文祥自然站队鬼子六，辛酉政变后文祥倡议组建神机营，全部装备西洋的先进火器 ，这个应该是满清最早的西式装备的军队，取代了健锐营成了清廷中央的王牌禁军。同治四年的时候，起源于东北的王达、马傻子的起义军一度攻入河北，京师震动，文祥率神机营小试牛刀，一举将其剿平。从太平天国被平定到捻军被灭，文祥一直在军机处位置仅在领班恭王之下，所以先后多次被议奖嘉封，他都坚辞不受。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37）

对于这次日本侵台的事件，文祥和李鸿章一样，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曾经的蕞尔小国有可能化成异形反噬中国。因此他在奕訢领衔上奏采购铁甲舰的时候也单独加码上奏谈及日本的威胁：“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文祥所指日本内乱是明治维新后的权力结构重新组合阶段，佐贺之乱刚刚平息，西南战争正在酝酿中，因此他担心日本变法失败重走战国时代百年大乱的老路，而中国也会遭受到明末令人烦恼的倭寇之乱。

但是文祥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和李鸿章的认识完全不在同一层级上。因此在面临与西北收复新疆的抉择时，文祥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觉得还是新疆问题比较紧迫。

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当然也不想在替自己男人看家的时候丢掉如此大的一块地方，否则不会有前面屡催成禄出关和后来任命景廉督师规复乌鲁木齐的上谕。但是从中央的醇亲王等皇族亲贵到地方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众口一词，使得柔弱的慈安太后顿时没了主意，而强势的慈禧太后也有些举棋不定。关键时刻文祥的密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礼，不为限制则无从自立，肢体之患也。”

文祥自述最后西征大计确定成局时说：“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议疑之；余因于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有左相督师之命。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如果放任新疆不管，使敌对势力坐大，如果叩嘉峪关东进陕甘，中原腹地立刻有崩塌的危险；即便不走这条路，对手越阿尔泰山一路向东横扫，走噶尔丹当年的老路，则内外蒙顿失，敌人兵临长城，京师肩背坏，如果此时再有敌人从海上夹攻，两线作战，大势将极度恶化，届时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这种战略思路左右了前后百年间我国的国防重心，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幸亏我们拥有了西部广阔的战略腾挪空间，才令我们能够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可以说晚清的西北收复战争不仅为我们带来实际物质利益，而且精神层面的财产也有不菲收获。

根据文祥这段话的描述，我们依稀可见，当年的御前会议开了那么多轮，反复权衡，在这个影响涉及后世的重大议题上，决策诸公的犹豫不决。

最终文祥的意见成为决定天平倾斜方向的那颗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