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27）

如今的张曜已是坐拥马步军十四营的嵩武军总司令，在进疆各路中绝对是有话语权的大咖。

再大的咖也得吃饭，张曜到哈密面临的也是粮荒问题，他这个方面甚至比金顺和额尔庆额还严重，因为哈密在此前储备的粮食被白彦虎吃了豆腐，文麟现在自己的肚皮都划拉不饱，当然没力量帮他了，而靠玉门运来的军粮也只能济一时之需，平叛战事如果拖下去肃州粮台压力太大，而且那个粮也并非白来的，是要在军饷中扣除的。

张曜的嵩武军来自河南，是由河南来供应军饷的，十四营人马每月消耗粮草四十三万七千斤还不算后勤人员开支，河南巡抚每月协济到军营饷银总数也才三万六千二百八十两。如果扣除吃饭钱，不但全军无饷，而且还倒欠国家的钱，这命卖得相当不上价了，好在左宗棠打了报告给他申请了补贴，整个吃饭全部实报实销。

因为在哈密一时半会不能了局，长期吃这高价补贴的饭，张曜心里哪能踏实，哈密是从乾隆时代就划为屯田的地方，所以张曜也组织士兵接过魏忠义的锄头和坎土曼，大力垦田种植。

张曜确实是个通才，从浪荡公子华丽转身成为镇暴部队的领导，再一个华丽转身从大老粗变为写得一手好字的合格的公务人员，如今接着转身，在哈密成了一名农技专家。唉，他没迷糊我们这些看客都晕了，那个时代无奈的也不仅仅是小老百姓。

在哈密张曜带领军队兴修水利，开垦耕田这些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些事只要你干了，干好干坏老百姓都会记着你的，张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新疆干这事的汉人，前面的林则徐后面的林基路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我要说的是张曜在哈密屯田的时候解决耕地灌溉的事，这可既是创举也是壮举呀。

在哈密绿洲就是沃土，但它的渗透力也是超强的，这样想要利用导流渠就很困难，还没等水到田间就已经渗没了。张曜他们搞出的办法如下：把浸过清油的上万张羊毛毡铺到沟渠底部，做成原始的防渗膜，这样大大减少了水土流失，必须承认张曜的手下也确实是卧虎藏龙啊。

张曜在哈密呆了两年不到，垦田两万多亩，年产数百万石，不仅解决了自己的供给还使得后来平叛时这里成了后勤基地，给清廷节省了大笔开支。

在整个西北前线从左宗棠到袁保恒、景廉、金顺乃至张曜等人各自都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此时北京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分歧，这次分歧事关所有这些人的努力是否会成无用功。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28）

就在额尔庆额、金顺和张曜陆续出关这一年，1874年发生了琅峤事件。

琅峤事件的缘起要追溯到三年前，1871年11月30日，琉球王国两艘贡船从宫古岛出发，运送年贡去首里城，返回途中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区，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45名船员被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护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69名船员中3名淹死，其余66名船员泅水上岸后与当地高山族部落发生冲突，结果54名船员被杀害。生存下来的12名船员得到了清朝官员保护，被营救至府城，与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经由福建福州被送回琉球。

1872年9月，“牡丹社事件”过了10个多月以后，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官大山纲良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派遣军舰到台湾的建议，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征讨”台湾的问题。

到了1874年2月6日，日本明治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以惩办伤害“日本属国难民”的台湾“生番”为由正式决定出兵“征讨”台湾。1874年5月7日，日军在台湾南部的琅峤登陆。

对于日本人动真格的，满清完全没想到，所以之前没准备、事发反应也很慢。最初只是闽浙总督李鹤年派出代表见了日军发出严正抗议，结果日本人根本没理睬他。

等到福建的消息传到北京，军机处这才意识到这个碰瓷的不好打发。这样军机处马上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湾问题。

沈葆桢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七月间，正是盛暑时节，日本军队水土不服，每天都有病死的军人，所以日本人也是急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沈葆桢在台湾和日本人谈了好几轮，但没有任何进展，因为日本人大老远来肯定要讹点好处。

现在的问题是，日本人拿琉球人被台湾人杀害这事要满清给个说法，至少要赔点钱，辫子是不想给，但是找的借口挺LOW的：“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这下子可让日本人抓到理了，日本的谈判代表从大隈重信到大久保利通都利用这一点来主张台湾是“无主野蛮之地”。既然如此你不管没毛病，我们自己和台湾人来处理就OK了：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双方在台湾扯皮扯了两个月，都做不了主，最后在9月份，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代着特别顾问美国人李仙得到北京和总理衙门直接谈判。

总理衙门老大此时还是恭王，这些人毕竟都是和洋人打了多年交道的，所以知道这个台湾主权问题的底线在哪里，大久保谈来谈去终于明白，如果不在台湾属于满清这个前提下来谈，那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而日军在台湾的疫情一直没有得到控制，因此不得不转而力争敲上一笔走人。

最后由英国公使托马斯韦德出面调停，在十月份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约》，日本这次碰瓷获利不浅，满清赔款五十万两了局。

这个事情在当年是上了头条的，全国的焦点一下子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南。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29）

要知道自从明朝开始，东亚体系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单挑中国，而且还能藉此获利。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外战几乎尽墨，但是对手却全部来自于海上。虽然当时的满清并不知道自己唯一单挑失败的是蓝星霸主牛牛，而连法国彼时尚未独自挑战过清朝。由于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的大多数人对于西方海权国家有些盲目恐惧，这也是投降派非常有市场的一个原因。

而日本此时明治维新这才几年呀，人家笃定海军立国，快速发展海军，这次居然能远离本土漂洋过海，在满清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在琅峤登陆，让清朝上上下下都惊掉了下巴。

《北京专约》的签订，瞬间燃爆了清朝举国上下的愤青们的激情，加强海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鉴于西征大军现已云集河西走廊和哈密一带，蓄势待发，而东南海疆又突然遭此大变故，清廷中央不要说军机处拍不了板，最高决策小组鬼子六和两个寡妇现在也是举棋不定了，历史上无论多邪恶无耻的统治者，但凡他不是像司马衷那种白痴，对于这种涉及自己统治根基甚至福祸涉及后世万代的大事，说不往心里去肯定是假的。

1874年11月，在需要负起历史责任的重要关头，三人小组通过军机处下诏，令南北洋通商大臣以及沿海各省封疆大吏在一个月内上折子表态。

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领衔北方疆臣同时也是天下督抚之首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而南洋通商大臣领衔南方疆臣的两江总督这时的情况略为复杂，前期是四川人李宗羲后面由刘坤一署理，没出几个月又换成从台湾刚回来的沈葆桢。

12月，李鸿章上书清廷，公开亮出海防论的观点，他的专折历史上命名为《筹议海防折》。

在这篇文献里李二先生原话是这样的：“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已为不值。且其地北接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距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目前中国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领，但严守现有各边界，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滇、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足矣。俄英既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自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