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210）

老兵不死，只是慢慢隐去—何琯

伊勒屯的奏折很快就反馈上来了：“巴镇弁兵，率多骄纵，何琯平日失于拊循，几至不能统驭，其所参文麟把持粮道各情，并无实据。”除了上述表态之外，伊勒屯还发了一通牢骚，说何琯在回军来犯时，“于一切军务，并不商酌办理。复行单衔陈奏”。总之根本没把我这个巴里坤总负责人放在眼里。请中央“严旨惩戒”。

本来这个事到这应该可以定案了，但是何琯不服再度上奏，说是文麟把持粮道、不顾大局的事我有实锤。他奏参巴里坤镇标兵骄劣，伊勒屯给证明，但也没拿出实际证据呀，还有说我何琯不能统驭之处你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呀。“含混具奏，实属虚妄”

。至孙渊椿被敦煌民人陈国清控告的情节，伊勒屯既没把原告见证人等调到巴里坤质询，也未传唤孙渊椿讯问，仅据原告一面之词，咨送刑部，含混奏结，请饬确实查办。

何琯说的句句在理，因此军机处只得再传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再详查，然后报上来。

最后福济的调查结论是孙椿渊勒捐的事有，何琯却没有骄纵袒护手下的行为，但是管理上存在问题，而且也确实是不怎么尿伊勒屯。

这样，军机处就下旨，把何琯开缺，让他去左宗棠大营去报到，巴里坤总兵的职务则由左宗棠营中的记名提督赵德正接替。

赵德正到了巴里坤上任的时候，正赶上景廉也到了巴里坤，因为景廉一出关就冲到了第一线，把后勤的事都交给哈密的文麟处理，这对搭档的分工和磨合都算比较理想的了，你让文麟上阵打仗真不够跟他上火的呢。

景廉在巴里坤对何琯和文麟、伊勒屯的互撕也做了了解，他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不管怎么说现在大敌当前，内地找谁来谁都不愿意来干这送死的差事，咱们之间就别撕了。

所以景廉当时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臣查新疆自回逆变乱、古城子相继沦陷，巴里坤孤悬沙碛、四面受敌，何琯筹防筹剿，力保危城。两次收复哈密，战功卓著，且久任西疆，于地方情形最为熟悉，将来大兵西进，巴里坤为大营后路，赵德正甫经出关，人地生疏，当此军务孔急之时，似未便遽易专阃大员。可否恳请将何琯仍留本任，以重地方，其新署总兵赵德正并请留营差委。

可以说在关键时刻，景廉还是出手拉了何琯一把。而且从这道奏折上看，他对于何琯之前的力支危局评价是很高的，对何琯个人能力相当信赖。

然而，一年后因为景廉调巴里坤绿营兵出征古城子的事，何琯有些抵触情绪，使得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

何琯这个人从他的履历上能看出他不是个情商高的人。在新疆战乱大起之前，他是个老兵油子，混到四十多岁才只是个游击，如果没有这场战乱，他可能辈子都当不上总兵。

他对于官场上的套路几乎完全外行，所以连续得罪了文麟和伊勒屯。骄纵部下勒捐的问题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是他在军务上独断专行，把领队大臣当成空气，这却是实情，也是明显破坏规矩的事，伊勒屯这个上司当的也是相当憋气，因为每次饷粮一到，都是何琯派绿营部队先接了，然后再转给伊勒屯的满营，可是每回绿营那边接完就没了下文，伊勒屯饿得眼睛发绿，最后找何琯要了多少次没结果，又反复给朝廷打报告参奏才解决的。

吐槽了何琯的糟点半天，但是何琯的私人品行是无懈可击的，后来他入关到左宗棠大营接受调查，老左也派人搞了外调，主要是访察他是否有贪腐行为，结果发现何琯出关时只带了一辆车驮载家小，他本人骑了一匹马。查来查去，结果证明何琯本人确实是清官一枚。

但是通过和何琯就新疆时局的交谈，左宗棠也发现，此人说话有些倨傲不驯，比如说到收复新疆的事何琯嘴没把门的特点又来了：“下官与叛匪交战多年，得知匪乃乌合之众，胜则聚集，败则作鸟兽散，全不足虑，大帅可率精兵两三万，必破无疑。”

他的这番话愣是把叱咤风云的左大帅给雷晕了。

只能说，平台不同，格局就不同。

以何琯的职位的眼界自然不会从英俄争霸的角度去理解和筹划收复新疆的问题，他的眼光仍然停留在与伊斯哈克和妥明那些毛贼较量的水平上。

何琯本人的结局还是不错的，最后仍然以总兵的俸禄回家养老，光绪二十年（1894年）何琯病故，巴里坤人感念其守城之功，由新疆巡抚陶模上书光绪皇帝为何琯立专祠，其事迹入国史馆。

不管这个人有多少瑕疵，但是在民族大义上，何琯绝对够得上民族英雄，我想来想去，只觉得还是曾问吾先生的评价最为贴切：镇西为北路门户，哈密又为全疆咽喉，二城固守，将来大军出关渡戈壁免遭敌人袭击，清军之能安然越碛，收复失地者，其关键在于此。汉唐两代河西遮断，而清代镇西巍然独存，游击何琯诸英杰之伟绩，不下于唐时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留后郭昕，可谓后先辉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