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31】14.10为相之道

【原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 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思考与随想】

前一章说的是子产为政之事，这一章更是讲究，一下整出三个为政之人，孔子要说明什么问题呢？的确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对哪一段历史的知识实在是贫乏，前秦历史除了《左传》和《史记》以外还有多少可信的史书呢？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记载的不是很清楚，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是弄不太明白的。当然，弄不明白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至少如果写小说就容易些，空间很大，只要是在整体上把握得不太离谱，怎么编也都还可以。可是我写的不是小说，那么我怎么办呢？只好在现在的史料上简单的说说也就罢了。

这三个人，管仲自然是不必说了，现在可是当红的偶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故纸堆里面有发现了西汉年间的编辑的《管子》，就被有些人奉为至宝，捧为天神。子产也还算的上是一个名人，尤其是提倡“法制社会”的今天，有点文化的人对这个子产也都是有些印象的。这个子西就不太好说了，春秋时代的人都没有一个象样的学名，都是有名无姓的。一个人的称呼又是变来变去的，随便说上一个我们真的不能很容易的对号入座。还有通假字跟着凑趣，搞得我真是头晕眼花不知所云了。

这个子西，或者也可以写成子皙，在春秋时候至少有三个，而且这三个人还有着共同的职业和地位，这三个子西都是之政的大夫，不较真的说也都是“相”。这三个人还有非常有趣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几个人都不得好死。孔子指的是哪一个呢？真的很难分辨清楚。这里面有两个子西是楚国的，一个是郑国的。楚国子西有一个是楚灵王时代的，在楚平王夺取王位的过程中被吓得自杀了。另一个子西是和孔子同时代的，而且还是和孔子有过瓜葛的，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孔子说的是这个子西的可能性大些。这个子西最后在楚国的白公之乱的时候，被人宰了。据说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楚王有意封给孔子七百里的土地，但是被这个子西给阻止了。有些人说正因为这个子西是和孔子有点过节，所以这一章中孔子对子西的评价只有“彼哉！彼哉”，很有点含有轻视的态度。认为是这个子西的人算是比较多的。所。南怀瑾大师更是将孔子的评价说成是“孔子的 厚道，假使现在的人，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孔子没有这样做。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两句，不作批评。”。

不过这样的说法我并不同意，钱穆先生和杨伯峻先生也不同意。两位先生主要通过时间上或者从地域的角度上，认为不是这个子西。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位子西在当时还是有“贤相”之名的。作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多不符合孔子的标准的。至于做事是不是高明，也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人后来的不幸是孔子没有看到的。朱熹说“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白公之乱是在孔子死后的事情，不能算数。前面的话不能“其僭王之号”很有些搞笑的味道，人家是楚国的令尹，凭什么呢？这样的解读真的不知道是夸孔子的还是骂孔子的，孔子因为和自己的过节就对之满脸的不屑吗？真是将孔子看小了。我们看看当年晏婴不是对孔子更加诋毁吗？孔子对晏婴的评价又是什么样子呢？孔子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就说“彼哉！彼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子西应该不是指的楚国的这两位。还有一位子西是郑国的，是子产的哥哥。他的主要事迹记录在《左传》昭公元年。倒不是太近或者太远的事情，主要因为这个子西在做法上是和子产管仲最有可比性的，这一章的主题要说的或许就是这一点。

他们三个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三个最大的共同点也就是为政严厉而闻名，在传统的定义中都是“法家”。呵呵，这三个人都是以严格的法律来治国的，按照有些人的理解，那么孔子一定是要反对的了。不过很奇怪的是，孔子对这三个人的评价中除了对子西表示了一下不屑以外，对子产和管仲的评价却又是非常正面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子产为政严苛，可是孔子称其为“惠人也”这个“惠”也就是“施惠于人”的意思，本身还有宽厚之意，联想到《左传》中那句“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我们看得到孔子对其是很推崇的，那么为什么呢？一个注重“法”制的，一个为政严苛的人，孔子却说其宽厚而能惠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想，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为政以礼，就是要反对法律的，那绝对是误会。为政宽严是要随时而变的，约法三章可以得天下，乱世用重典也是完全正当的。关键点在于不论宽严，都不能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只有能够给万民带来实际的好处才是有用的。子西就不具备这一点，所以孔子对他只是评价为“彼哉！彼哉！”一个不能给别人带来好处的，一个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的，不论执政宽严，当然也是不值一论的。比如子产之后之政的子产之子，为政则宽，同样也是没有得到儒家很好的评价的。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对于管仲的评价，孔子历来是非常正面的，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只是提到一个小例子，“夺伯氏 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管仲将一个大夫的“家”都没收了，让人家吃糠咽菜的活着，可是这个人到死也是没有怨言的。管仲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在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将大夫之“家”给剥夺了，实际上也离要他命不远了，可是这个人竟然没有怨言，这个管仲也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管仲不是因为私利，而是这个伯氏真的犯了错，管仲出于公心而夺之，他自然也是口服心服的。所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为“人也”。杨伯峻先生说这个“人也”就是“人才也”。钱穆先生说这地方应该是脱漏了一个“仁”字，应该是“仁人也”。实际上这个“人”本身也就有“仁人”的含义。是不是脱漏也都是差不多的。我们不操那个心了。

这一章，通过对这三个人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来孔子对于为政的态度。不论宽严，只要是有效的，都是好的。孔子并不主张一定是要宽或者是严，孔子的政治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只要是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能让老百姓信服的。如何才能真的为老百姓带来好处呢？那就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就是不要仅仅为了私利，不要仅仅是为了自己，做事必须是出于公心，出于公正和公平。否者不论是宽严都是没有用的。这里面透出的含义又是那个“上有好下比效之”又是那个“忠”字而已。如果没有这些，不论是怎样作都是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