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25】14.04危言危行

【原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思考与随想】

前面三章说过了，邦有道的时候，只是混口饭吃是不行的，是可耻的。邦无道的时候如果贪念那口饭，就更是可耻之极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要说邦有道时候还算是好办些，咱就勤劳本分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或者为了人民币服务，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努力奔小康也就是了。虽说未必能混的上什么大富大贵的，弄个衣食无忧还是没啥问题的，也顺道为国家的鸡的屁做点贡献应该是不错的了。

但是邦无道的时候可咋办呢？本来俺想，弄个三四亩水田，和老婆孩子过小日子，闲来无事再读点小书，画点山山水水的，偶尔的喝点小酒，弹弹琴，唱歌卡拉圈克一类的混个一辈子也就算是没白活了。但是俺们孔老师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绝了俺当个隐士的卑微愿望，那么俺可咋办呢？这个孔老师啊，还让咱活不啊。

是啊，这也的确是个难题，要想作一个“士”咋就这么难呢？还是别做什么“士”不“士”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呀，咱还真的不是做什么“士”的材料啊，还是别跟孔老夫子混了，赶紧拐到老庄哪里玩点深沉去也罢。嘿嘿，可是不行啊。孔子不满意，孔子说了，那是不负责任的勾当啊，那是小人行径啊。咱好歹也是念过几天书的，好歹也是认识几个字的，咋能往小人堆里混呢？那咱还是想孔子他老人家亲自请教一下该咋办吧。孔老夫子想都没想，只用四个字就将俺打发了，哪四个字呢？竟然又是那个“义之与比”，老人家说的又是“该咋办咋办”可是到底咋办呢？在俺的强烈追问之下，孔老夫子说出了这一章的内容。（最近实在是有些烦闷，搞点小游戏，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回答前面的问题的。咋办呢？的确是该咋办咋办，但是不能蛮干。这一章有一个字是比较费解的，那就是“危言危行”的那个“危”字，到底如何解读呢？在现代的语言中，我们一提到“危言”总是难免想到一个成语“危言耸听”。这句话在现代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但是和孔子这个“危言危行”有联系吗？

有没有联系却不一定，但是肯定的说是和我们理解的那种“危言”不是一个概念。历来的解读者，或者玩训诂对这个“危”字有两种解释，至于依据之类的我还是没有必要抄过来，那个东西不是我的，抄来抄去的也没有什么意思。训诂之学俺也没呢个本事，也提不出什么新鲜观点，俺还是直接说结论的好。一种解释是得到钱穆杨伯峻两位老先生认可的，将“危”解释为“正”，另一种的解释是朱熹所赞成的，将“危”解释为“高峻”。两种解读好像都能自圆其说。钱穆和杨伯峻两位先生好像是反对朱熹的解读的。都认为“高”字的解读未免偏激，似乎和孔子或者后世儒者提倡的中庸不符，所以认为还是“正”字更为达意些。钱穆先生还说“高论时失于偏激，高行时亦失正。君子惟当正言正行，而世俗不免目之为厉，视之为高，君子不以高与厉为立言制行之准则。”这是关于“危”的解读。至于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呢？我们也不好妄下定语。暂且放在这里，一会儿再讨论这个。还有个字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其实也是不必，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孙”就是“逊”，就是谦逊，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那么孔子说的是什么呢？按照钱杨二位先生的解释，那么就是在“邦有道”的时候，要正言正行，杨老先生更是将这个“正”字，翻译为“正直”。如果这个在邦有道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一切都是有规矩的时候，当一起都还是按着游戏规则办事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要“正直”的，但是在“邦无道”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为应该还是正直的，语言就要谦逊的。这或许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好像是孔子在叫我们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耍滑头。

孔子倒不是不能耍滑头，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在一定程度上绕着走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邦无道的时候，也的确是不要随便说话，更是不能随便的瞎说什么实话。不然肉食者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在我们这个有着因言获罪传统的国度中，这也未尝不是一件明哲保身之举。毕竟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有用之身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这也是孔子主张的，不要蛮干，更不能因小失大。在后面我们看对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死节之事，孔子也是赞成的。但是这个“逊”是和正直相对的吗？孔子最多主张的也就是不该说的不要说，但是并不是让人说瞎话。“逊”和正直根本就是不能对立起来的。即便在“邦无道”的时候，说出的话也是不能违背原则的，更是不能违背了正直的。少了正直的话就不是“逊”的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呢？在邦无道的时候，当然有权力保持沉默，或者是减少说话，但是只要说话，也一定还是正直的。仅仅从这一点上看，前面那个“危”字解读为“正”似乎在解决“邦无道”的方面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朱熹的解读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这个“危”字如果解读为“高峻”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更容易自圆其说。也许钱杨两位先生认为在邦有道的时候，那种高行和高言都是不适当的。在邦无道的时候，行为如果是“高”的，更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应该的。

或许这正是朱熹的影响，虽然朱熹本人在这一章却是这么解读的。我们在前面探讨过，孔子是有精英意识的，孔子眼中的“士”并不是普通人。孔子说的话也是面对“士”这个人群说的。既然作为一个“士”，那就不应该是随波逐流的，而是要引领老百姓前进的那群人。所以和世俗比较起来，在“邦有道”的时候，也就要更多的一些进取心。不论是行为还是语言都是要高调的。因为“邦有道”，君子们“行”的是“道”。为什么不可以更进一步呢？如果邦有道，君子要做的事情都是应该能做到的，说话自然不用那么多的顾忌。高论一下又有何妨呢？但是邦无道的时候呢？你想要进取，想要办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还是高谈阔论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说的话就可能做不到。不是你不想做，而是不让你做。所以在邦无道的时候，行为仍然是要进取的，但是言语就必须要谦逊了，就有必要少说为妙了。为什么要少说呢？“耻躬之不逮也”（4.22）。说话谦逊是因为害怕行为跟不上啊，所以说话就要给自己多留些余地了，说话也就必须是要想好了再说，或者是做完了再说。

或许这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不是什么懂得“明哲保身”的那种人。孔子在许多时候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种“傻子”。虽然孔子并非没有手段，也并不是蛮干，但是孔子还是主张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积极进取的。都是主张作为一个“士”，不论在何种困难的情况下都要做好自己的该做的事情的。哪怕这个事情未必有立即成功的希望，只要是对的，就一定是要做的。

在许多世俗的眼中，孔子的行为就是“高峻”的，就是不现实的。尤其是那些隐士们，无不在嘲笑孔子的“迂”，无不在嘲笑孔子的不现实。孔子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之时何尝有“有道之邦”呢？孔子又是如何做的呢？

这也是我最喜欢孔子的地方，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个才叫做勇气。也许只有这样，世界才会还有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