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子骞同学，一点面子都没给老季留。直接对来者说：“回去跟老季好好说，费城那地方我是不会去的。如果再来的话，俺就出国不回来了。”汶上指的就是汶水之上。哪里是上呢？阳为上，阴为下。山南水北皆为阳，汶上指的就是汶河以北，这没什么可说的。现在我们熟知的地名，也都是这么来的。江阴、淮阴，沈阳、辽阳、汉阳都是如此。

那汶上哪里呢? “汶”在当年为齐鲁之界，“汶上”也就是齐国了。那年头也没有謢照一类的东西，出个国是很方便的。不过对于闵子骞这个著名的“孝子”来说。离开祖坟，离开父母之邦，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何况这时候，(虽说具体哪年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在孔子回鲁之后)他怎么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那他为何要如此之说呢? 是其高洁而不屑为官吗? 还是另有其因呢?

历来的说法都称其洁，甚至都以伯夷叔齐那哥俩作模拟。但这是真的吗? 尤其宋明之后的儒道合流更是如此，总是有失意人以此自慰，搞得似乎孔子欣赏不从政之人一样。但是这不是真的，就像批孔的那些人说的一样，孔子都到七十岁还积极的要为官行政呢？何尝有不愿为官之事呢?

“学而优则仕”，孔子之学本来就是为政之学。从对那个柱拐棍的老头，到唱歌讽剌孔子的接舆。这些经典的隐士, 没有一个得到孔子的认可。孔子又怎会提倡学生作隐士呢？那闵子骞这个著名的孝子贤人，能是违背了孔子的教训了吗?

显然也不是，要不然《论语》不会不写上相关的话。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孔子一贯的态度，答案本不难得出。孔子是主张入仕的，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对于那些所谓的隐逸者，孔子认为他们是逃避责任。逃避权力是高尚的，逃避义务就是不应该。如有能力救万民，而弃之，那就是不负责任。

比如国之将亡，生灵涂叹之时。你依旧品你的茶，读你的书，下你的棋，接着作你的“高士”那不是清高，而是无耻。儒者从来都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不论何时，不论有多少困难，甚至不论有没有成功的希望，都要努力的去作。哪怕是头破血流；哪怕是身首异处；哪怕是没有人理解；只要认定了方向，决不悔改，这才是真“儒”之所求。

当不当官，绝对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为什么？是为了混那口饭吃；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冶理想？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和金钱当官，那夫子就是反对的。如果是为了理想？为了实现那个“仁”的政治报负。那不当官为政又怎能实现呢？那自然是要求官的。

孔子孜孜以求的要求“见用”，孔子不断反对着某些人作某些官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让我们再看看闵子骞为什么宁可逃到外国去，也不愿当这个官吧。季氏请他当的是什么官? 费宰！这个官能当得吗?

费是季氏的封地、釆邑。那地方的产权是季氏的，杨伯峻说是费邑的县长，那是不准确的。那和县长不是一个概念。秦之后，中央统治到县。春秋时是不一样的，费邑的地位绝不是鲁国的一个县。鲁君是没有实际的权力去管理费邑的(当然名义上还是有的)。如果作这个费宰，那就是成了季氏的私臣了。孔子在鲁国的直接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强公室！抑制这些“家”的发展。

这其实是孔子对当时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的一种否定，其目的也就与“置郡县”是一个道理。而闵子骞如果作了这个费邑之宰，那么就要直接的效忠于季氏。否则就是不忠，而这与根本上的政治理念是矛盾的。

孔子主张入仕，是为了实现其政冶目标和政治理念的。如果入仕不能有宜于这种理念的实现。甚至相反，那这种入仕就是无意义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在于为和不为是不是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闵子骞宁可跑到外国，也不作季氏之家奴也。如果仅仅是作一个县长，那么当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闵子骞也就不会跑了。孔子的弟子中当县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连载122】6.10探病

【原文】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思考与随想】

这是最早写的一章旧作，大约是在好多年前了。那年最著名的事是“非典”。有兴参与了其中，被困在医院随时待命不能回家，如今已经六年了。谁知道又来一回“甲流”，下一回是什么呢？

在无聊无奈之际，随便写了点东西打发时间，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断断续续的写了些关于《论语》的随笔大概有个三四十篇。从零八年开始再系统的思考和整理，也就有了现在这个帖子。其中这篇是最早写就的，一直舍不得大改，直接贴出来也算是一个纪念。

这一段论语被不同的人，解读成了许多不同的样子。似乎每个人的说法都有道理，也都似乎没有什么道理。我不是学训诂的，更没有专研过“小学”(不是小学生的小学，学是学问的学)我是学医的，现在还作着人人喊打的“医生”。嗬嗬!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语言还不算复杂，大家对这段文字本身也没有什么争议，大体上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孔老夫子最喜欢的弟子冉伯牛病了，夫子去看望他。从窗户把手伸进去，拉着伯牛的手说:“都是命哦! 他怎么得了这个病啊！他怎么得了这个病啊!”

文本很是简单，不用过度的翻译中学以上文化的人都看得懂。但是问题来了, 大家不能理解们是，为什么最得意的学生要死了，孔老夫子为什么要从窗户伸进手？而不到榻(床)前去探望呢? 古代的、现代的多个“学者”告诉我们的答案就不那么一致了。

有的人说：“孔老夫子，太喜欢这个学生了，听到伯牛要死的消息，急急忙忙的赶去，来不及进到房子里面去，直接从窗户就把手伸进了去拉着垂死的伯牛的手”。这充分的体现了孔夫子急迫的心情和对弟子的关切……。

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又不那么靠得住。试想，能在窗子拉住手，那房子又会有多大? 急迫！难道仅仅就差那一道门? 孔子是个大个子的人(长人)(有人说有两米，我是不信的，但至少不会太矮。)走路不会太慢，从考古的遗迹上看，那时候房子也远算不上雄伟。从窗子到榻前好象用不了几秒钟，再急迫也不差这几秒钟吧？

这个说法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鬼才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当然信的人也不全是鬼。

另一种说法是经典的儒家的版本，许多注释也都是说：要死了的伯牛仍然恪守“礼”的约束，在南边的窗口旁放了病榻,，如果孔夫子进屋里面就要对孔夫子行所谓的“大礼”(又是面南背北)，就要把床搬到北边去。

孔夫子自己觉得受不起那种“礼”，或者说是如果让重病人“伯牛”去行如此大礼本身又可能对病人不利，不行礼又违背了他们共同的信念。如此，孔夫子想出来此种变通的办法。在不违反行为准则的情况下，达到了见而不见的形式……。

这种说法由于受到多个儒者的推祟，多年来是占统冶地位的一种说法，甚至是唯一的。但是，是不是真实的，我不敢说。至少不能轻易的去否认。从现代的观点去看，这种说法似乎不近情理，但是以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孔夫子对“礼”的苛求。从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顺便说几句，这种说法曾被某些马氏主义历史学家当作攻击孔子腐朽的封建思想的靶子。被称为“复礼”的证据之一，以此来说明礼的荒谬和不近人情。

但是正是在某些特殊的年代，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地上演着……。更加坚定的支持着这类说法的正确性及永恒性。不论在孔夫子的门徒中，还是在批评者中都不断地实行着。

记得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不是笑话的笑话。讲的是某个特殊年代的事，与看病有关，(谁让俺是医生呢!知道所有的故事都与医院有关。嗬嗬！)话说想当年，一个病人看病的形式：

医生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怎么了?”

病人说：“*主席万岁! 我肚子疼。”

“革命战士不怕苦!你拉稀不?”

“红军不怕远征难…….%&*^%。”吓吓，还是不说了罢，免得惹麻烦。

形式永远大于内容，这也许是我们身上的劣根罢。但是这是不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要教育我们的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会像某些“学者”那样有水平将胡话也说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