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崇祯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夜，后金汗皇太极率兵破口犯明，时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闻警即率关宁军入援。然而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十二月初一日，就在关宁军在北京城下与后金兵三战三胜稍微稳定了局面时，崇祯皇帝却以“议饷”为名召袁崇焕入城，随即下令逮捕了他。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何“杀毛文龙”？二是为何“今反逗留”？（《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朔）
这当然不是全部的理由，又八个半月之后，也就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的当天，崇祯皇帝宣布袁崇焕的罪状就有九宗。（《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在紧随其后的十多天内，崇祯皇帝又两次加给袁崇焕另外的三宗罪，（《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东莞县志》卷一二（袁崇焕传）；《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九月己卯）前后一共十二宗罪——这是入人于罪者没有提供“罪人”任何证据的十二宗罪，这是由己巳之变引发的街头巷尾的流言、奸佞小人的谗言以及皇帝的金口玉言下的十二宗罪，这是崇祯皇帝处心积虑要抹黑袁崇焕、从而强加在袁崇焕身上的“莫须有”的十二宗罪。
在此期间，或者准确地说是在袁崇焕被“磔”前后，一本以诬陷袁崇焕为能事的小说《镇海春秋》刊刻出笼了，而且因为它的广为散发，其编造的故事——比如“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杀毛文龙”等等——更是推波助澜地在更大的范围抹黑袁崇焕。显而易见，在当时皇帝已钦定袁之“铁案”的背景下，其影响之坏之大，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数十年之后，《明季北略》的撰写者计六奇把《镇海春秋》中编造的故事采录进了自己的这本书里。更可笑有是，想不到它们竟然成了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反袁者们宣称“可信”的“史料”——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以“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杀毛文龙”为例来说明：
首先看张平仁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在其论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对时事小说的采录》中写道：
《明季北略》中有关毛文龙的内容多出自《镇海春秋》（成书于崇祯三年）。
卷四“袁崇焕陛见”条收录了两种袁崇焕陛见的说法，后一种即据《镇海春秋》第十七回略加删节而成。同条记李永芳向皇太极建议佯许退让辽东以诱袁崇焕杀毛文龙，袁为践五年复辽之诺谋诛毛文龙，先奏请扣减皮岛钱粮，后竟至丝毫不与，事见《镇海春秋》第十五、十七回。李永芳的计策云云，明显是小说家的虚构。
卷五“袁崇焕谋杀毛文龙”除开头的背景交待、杀毛文龙后崇祯帝嘉谕袁崇焕外，其余均据《镇海春秋》第十八回删改而成。
（注：感谢网友二年复辽毛文龙先生，张存仁先生的这篇论文以及下面引用的刘鹤岩先生的论文《〈镇海春秋〉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都是由他在袁吧的）
进一步再说具体一些：
先看《镇海春秋》的第十五回‘魏忠贤发调内臣兵，袁崇焕遣吊夷人孝’是怎么写的：
（李永芳）献策道：“如今要得广宁除非还是起兵，只控那毛文龙闻了消息，又发兵截我之后。怎么是好，不如写封信去与那袁崇焕道我这里自走后以来被毛文龙杀了无数人，我父王为此偏劳成病而终，此仇莫大此恨莫深，只要你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我这里将辽东土地依旧奉还，不敢再来侵犯。那时只要骗得他果然把毛文龙杀了，我们就起兵去攻那广宁，却不是好。”
这封信自然是写了也送了，那袁崇焕又是怎么回话的呢？且看《镇海春秋》继续写道：
袁崇焕道：“我这里不便谢回书，你去多多与我拜上可汗，可汗书中一一行去便了。”
如此一来一往一环扣一环，袁崇焕与后金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的事便由《镇海春秋》“铁”定下来了！
再来看看《明季北略》是怎么说的，其卷四“袁崇焕陛见”写道：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後，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从这中间及有关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三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
其一，虽然《镇海春秋》说的是大白话，而《明季北略》则文白相兼，但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由此说来，《明季北略》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这件事情上是直接抄自《镇海春秋》，或者说得文雅一点是《明季北略》采录自《镇海春秋》，应该不为错吧？
其二，从写作时间上看，《镇海春秋》刊刻于明崇祯三年、也就是袁崇焕被“磔”的当年，而《明季北略》则成书于清康熙年间，何前何后不言自明。
其三，再来看《明季北略》作者本人的说法，为了撰写《明季北略》这本书，他曾经广泛收集明清之际的各种遗闻逸事，按他自己所说就是：“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尽管计六奇在其书中没有注明采录自《镇海春秋》，但也告之于世：“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还有更早于《镇海春秋》的书藉的情况下，认定《明季北略》采录自《镇海春秋》也是很自然的事。
该说说《国榷》《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等史书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或者说合谋杀毛文龙问题上的记述了。
下面是一些反袁派网友们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发贴、并用来证明袁崇焕勾结皇太极谋杀毛文龙的“史料”：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椎》卷九十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後，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崇祯实录》卷二
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御之，爱发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
——《明季北略》卷四
山海总兵满桂战败，遂入城请陛见。言崇焕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故先杀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卷十
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
——《国榷》卷九十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锁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锁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毛文龙与建州“既有成约”，愿意出钱赎买辽阳、广宁两地，袁崇焕却“妒其功而杀之，且纳款为内应”。
——《明亡述略》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撰写者们的原创，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它们“都惊人的一致”，其主旨大都似曾相识。应该说，它们或者也取巧采录于小说《镇海春秋》，或者直接抄自《明季北略》，经过再加工从而改头换面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如果对此结论不以为然，那就看看袁崇焕与皇太极前后两次议和的来往书信，从中找找答案，如何？
这些书信（包括与议和有关的李喇嘛书及皇太极答李喇嘛书等）计有：（天启年间）太宗与袁崇焕书；袁崇焕复书；李喇嘛书；太宗答袁崇焕书；答李喇嘛书；太宗又致袁崇焕书；（崇祯年间）明使喇嘛吊丧；致书袁崇焕议和；太宗致书明执政议和；袁崇焕复议和书；太宗答袁崇焕议和书；续致袁崇焕书一；续致袁崇焕书二；袁崇焕书覆书二封；太宗再答袁崇焕书；袁崇焕再复书等。（这些书信不难在网上查到，有兴趣者可一一翻查对照）
在这些书信中，可有皇太极“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可有“我这里将辽东土地奉还，不敢再来侵犯”，可有袁崇焕答应皇太极“书中一一行去便了”的允诺？（《镇海春秋》中语）；可有“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可有袁崇焕“密允”的答书？（《明季北略》中语）；可有“求杀文龙”？（《国榷》中语）；可有“订前约，图文龙”？（《明季北略》中语）；可有“其以文龙头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语）；可有“杀毛文龙以为信物”？（《石匮书后集》中语）；甚或其它牵涉到毛文龙的密谋？……
没有！
既然没有，那它们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找源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一，至少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即“斩帅以践虏约”问题上，《明季北略》是采录自《镇海春秋》，其它史书如《崇祯实录》《国榷》等要么转抄或者采录自《镇海春秋》，要么抄自《明季北略》；
二，小说《镇海春秋》是编造的，正如《〈镇海春秋〉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一文的作者刘鹤岩先生在其论文中所告诉我们的：
《镇海春秋》完全是按照阉党余孽造谣的口径来歪曲事实，它站在阉党立场、在刻意美化与阉党紧密勾结的毛文龙的同时、存心构陷罪名并极力丑化诬蔑袁崇焕和熊廷弼的一部时事小说。
对上述分析及答案，虽然还没有看到有理有据的反驳，倒有两位反袁派人士的两条帖子值得一说：
一，“明清际史书一致就说明他们抄镇海的？只能说明史实一致！”
二，“史料虽然都是通敌斩帅，不仅文字上长短不一，内容上也有相当多的细微差别。原因很简单，史料的来源不一，每个史书作者的记录笔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