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海端上疏说，民间戏称“嘉靖”为“家净”，意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崇祯朝之辽饷、剿饷和练饷，更逼得百姓怨声载道，从而又有将“崇祯”戏称“重征”之谓，足见崇祯朝三饷扰民害民之烈。民穷财尽，无以活命，老百姓不就只有揭竿而起造反一条路了！

二，用人太骤，杀人太骤：崇祯皇帝即位之初的不俗表现并没有持续，在一片颂扬声中，狐疑多忌、用人不专、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缺陷更引他向相反方向走了极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有，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盖朝更。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石匮书后集》卷一，《烈皇帝本纪》）

袁崇焕之冤死，已足以令臣下寒心了；而动辄诛戮大臣的先例一开，崇祯皇帝似乎更以为此即一宝，就不愿再收手。十七年间，他诛杀督师、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就连一个刚刚上任七天的陕西华亭知县，因为县城被农民起义军攻陷，也要被“论弃市”。这也许就是诗人以“忧勤惕厉”反讽崇祯皇帝的另一面吧。当然，被杀者总有其被杀的理由，不应全部将责任推给皇帝。但是，天下本来就多事，崇祯皇帝却求治太急，又责之太苛，稍不如意便祭起严惩的法宝，如此一来，臣下整日提心吊胆，谁还能真心实意为皇上应对事关社稷安危的大事呢？到头来不亡国才怪！

总之，到了一六si四年三月十八日，也就是北京城被李自成大顺军攻破的前一天，崇祯皇帝已经陷入极度绝望与矛盾之中：在此前几天，他想南逃，却又对外宣称誓死守城；待他决计要逃且打出“南巡”的幌子时，却因无兵可调而致南逃又落了空；十八日夜，他安排三个皇子逃走事宜已了，便去了后宫，逼死及砍杀嫔妃数人之后，又召十五岁的女儿近前，叹道：“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随后便挥剑砍下了女儿的左臂……

他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逃走的念头，只是在朝阳门和安定门都碰了钉子之后，不得已才走上了煤山的。在那儿，他了却了自己，也了却了大明王朝。

悲哉，一六si四——这是崇祯皇帝的悲剧，也是由崇祯皇帝带给朱家皇室成员的悲剧，但也只是朱明王朝莫大的悲哀。

袁崇焕的悲剧和崇祯皇帝的悲剧之间的联系，应该就是《明史》中所说的“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在两个人悲剧之间的联系中，有两个时间段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是十四年，一个是五年。

十四年的时间不短，但也不长——但就在这不长的十四年中，后金兵（后来是清兵）先后又有四次破口入犯大明。

和后金第一次入犯相比，这后来的四次再也没有关宁铁军“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那样的援军来援，再也没有“广渠门之战、左安门之战、南海子夜袭”那样的捷报传来，有的只是既不敢战也不敢守更不敢和的从上到下战战兢兢的文臣和武将，有的只是崇祯皇帝一次次被打碎了的高傲和自尊。

十四年中，还有两次崇祯皇帝偷偷摸摸同意的与皇太极的议和，他之所以同意议和，是被打怕了；他之所以要偷偷摸摸，是还要装出一副天纵英明不与敌和的姿态，让他的臣民们看。崇祯皇帝的第一次议和是在崇祯十一年，执行人是杨嗣昌，事泄之后又崇祯皇帝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地责问杨嗣昌一番便不了了之；崇祯皇帝的第二次议和是在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责任人是陈新甲，但这一次陈新甲的下场就没有杨嗣昌那么好了，事泄之后他就被崇祯皇帝借罪砍了头。

五年的时间也不能说短，当然也不能算长——袁崇焕只要求崇祯皇帝给他五年的时间，他要在五年的时间里完成复辽安邦的大业。

他的对手皇太极当然不会给他，正如《东莞五忠传》所载：当袁崇焕率部“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东征之时，抢在他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了困境的皇太极。这应该在常理之中，也应该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不在常理之中，而且又在他意料之外的，倒是崇祯皇帝竟然也不情愿给他五年的时间，甚至连几天的时间也不给他。

己巳之变前崇祯皇帝拖“五年复辽”的后腿那些事就不多说了，就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宁援军抵京到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被逮这十二天的时间而言，广渠门之战胜，左安门之战胜，南海子夜袭成功，关宁援军打得皇太极大军不得不从北京城下退往南海子、又从南海子退往固安、良乡、房山一带，（有人说袁崇焕在广渠门、左安门两战两败，不要说其它的证据，单从皇太极一退再退一条就可以断定谁胜谁败了）如果崇祯皇帝稍微有那么一点耐心，再给袁崇焕些时间，待各地援军集中之日，岂不就是皇太极大军被围歼之时？甚至再短些、等上三、五天，关宁步兵也就赶到了，待袁崇焕从容布置，也不会有皇太极后来的狂妄日子！

袁崇焕是知道自己注定要以悲剧结束一生的。

他写给天启、崇祯前后两任皇帝的奏章里就有预言；他在《哭熊经略》的诗里也写出了他的这种感知；他还说过：“予何人哉？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而已。”说得就更明白了；而在狱中，写信召回祖大寿时，他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他的一纸手书竟胜过皇上的圣旨，他还能活命吗？

但是，预言也好，感知也罢，说得明白也好，感受强烈也罢，他还是依然执着于他的理想，执着于他的诺言，执着于他守辽复辽的大业。正因为此，他的悲剧，是明知是悲剧的悲剧，是“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剧——这也正是当时人、后来人以及现在的我们对他心生敬仰的原因之一。

崇祯皇帝却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悲剧，到他明白时，已经太晚太晚了。

从他即位之初的不俗表现看，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代英主的。如果他能在后来学会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可能大明王朝也未必会在他这一代灭亡。可惜世上没有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狐疑多忌和果于杀戮。而他对待袁崇焕“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应该是崇祯皇帝感受最强烈的。

造成崇祯皇帝悲剧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他所造成的袁崇焕的悲剧，无疑又是引发他自己悲剧的原因之一。可是，他却至死也没有任何悔意的表示，又说明了他最初的不俗表现可能只是牵强的一时权宜之计：这一点，从大明王朝临近灭亡时，他对处死魏忠贤曾有后悔之意也可以看出来。这一正一反对待忠奸的两个例子，再加上对老百姓的盘剥“重征”，可以看出，崇祯皇帝的人生跑车大概是不可能走上一代英主的轨道的——这也是当时人、后来人以及现在的我们应该从中受到的启迪之一。

第376章 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九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三章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九

九群体的疯狂，民族的悲哀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于北京西市刑场。

据《明季北略》卷五之《逮袁崇焕》记载：一些听信流言对袁崇焕心生怨恨且已到了极致的人群起而“争食其肉”：“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当袁崇焕“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刮者也”。

每当看到这段记录，我都要生出一种莫名的悲伤，同时也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篇小说：《药》。

《药》说的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

它是通过对华老栓买“药”、华小栓吃“药”、众人谈“药”、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分别给华小栓、夏瑜上坟层层推进的描述来揭示文章的主题：“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从蘸了人血的馒头就是治病的录丹妙“药”中，我们看到了群众的愚昧；而从“潮一般向前进”、“簇成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围观杀人场面的好奇看客中，从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康大叔等在茶馆里的谈“药”中，我们看到了民众对革命的一无所知和对革命者被残杀的落后麻木——这是一个可悲的社会，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是一个真正需要服“药”疗治的社会。

现在，再来看三百多年前、那个八月十六的北京西市刑场，我们见识到的又何止《药》中“人血馒头”所表现出的愚昧，又何止《药》中丁字街头“古□亭口”刑场上和华老栓茶馆里的落后与麻木，都已经到了群体疯狂的地步了！

古人在说到愤恨至极时往往脱口而出道：“恨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在袁崇焕被“磔”、有人“争食其肉”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有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大明的百姓“聪明的多，能看清袁的真面目”，有人甚至振振有词道：“魏忠贤都没被片了吃，刘谨的肉都是被烤熟了吃的。何以到袁督师身上，北京的百姓都等不及做熟了再吃。直接就吃了袁崇焕刺身了呢？”

袁的真面目是什么？

不就是“汉奸”“卖国贼”嘛！

可这都是街头巷议流言中的“汉奸”“卖国贼”、都是奸佞小人谗言中的“汉奸”“卖国贼”、都是崇祯皇帝金口玉言中的“汉奸”“卖国贼”，哪里有什么律法意义上的证据支持呢？

再说说“魏忠贤都没被片了吃，刘谨的肉都是被烤熟了吃的。何以到袁督师身上，北京的百姓都等不及做熟了再吃。直接就吃了袁崇焕刺身了呢？”

轻信流言，轻信谣传，甚至黑白颠倒地轻信了温体仁们“赖满将军一战，人心始定”这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北京的百姓入了奸佞小人的套而不自知，而且乐于传谣，又是在温体仁们的算计之中——显然，真正聪明的不是北京的百姓，倒是千方百计欲置袁崇焕于死地的温体仁这些幕后的推手们，正是他们的推波助澜，才有流言谣传的满天飞，才有他们的浑水摸鱼，才有袁崇焕这样背了黑锅还不能自辩的、比魏忠贤和刘瑾还要坏的“汉奸”“卖国贼”；至于“北京的百姓都等不及做熟了再吃”，这和《药》中的那些看客们似乎稍有不同：他们虽然并不麻木，但恐怕也只是从盲目的轻信流言、到催而生之的“爱国”情结、再到一求发泄的对“汉奸”“卖国贼”的愤怒、直到一发不可收拾之下的群体疯狂，如此而已。

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己巳之变中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对“汉奸”“卖国贼”心生愤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相信：在他们弄清事实的真相之后，一定会因为他们对英雄的那种疯狂行为后悔不已。

说到英雄，有人可能会说：袁崇焕算什么呢？他根本就不是英雄，也不配当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