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也许，袁崇焕的十二宗罪是这样拼凑出来的？

在写完《流言（人言），谗言，金口玉言》一文之后又读时，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也许，袁崇焕的十二宗罪就是这样从市井街巷的流言、奸佞小人的谗言和崇祯皇帝的金口玉言里拼凑出来的？

这想法就缘起于《崇祯实录》中“都人竟（竞）谓崇焕召敌”和《国榷》中“崇焕勾建虏”的流言。而且，这一类的流言竟然还让崇祯皇帝“心动”了——这不就是袁崇焕十二宗罪之一的“通虏谋叛”的雏形吗？

继之又有温体仁的五道密疏，仅从我们所能看到的所谓“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密谋款敌”“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等，也都或多或少与袁崇焕十二宗罪中的“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坚请入城”一一对号入了座。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来，可以发现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十二宗罪的来源大都是流言、谗言和崇祯皇帝的金口玉言，而且不仅都没有证据，却又都与“崇焕召敌”“崇焕勾建虏”有极大的关系！

自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袁崇焕率关宁援兵到京，至其十二月初一被逮十二天的时间里，崇祯皇帝对“崇焕召敌”“崇焕勾建虏”这类流言已经不止“心动”、而是坚信不疑甚至根深蒂固了。否则，又怎么解释他在逮捕袁崇焕时提到的两条理由呢？

崇祯皇帝逮捕袁崇焕的理由有一远一近两条，远的是半年前的：为何要“杀毛文龙”？近的则是眼前的：为何“今反逗留”？

半年前，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皇帝先后有两道圣旨，不仅一再肯定袁崇焕的做法、而且特别强调了毛文龙的劣迹，这显然并不成其当时非逮袁不可的理由。而既然非逮不可，那就只能说崇祯皇帝对“崇焕召敌”“崇焕勾建虏”从“心动”到坚信、甚至还把杀毛文龙与“密谋款敌”也联系到一起了——这不就是袁崇焕十二宗罪中的“以谋款则斩帅”吗？

再说近在眼前的“今反逗留”，前有十一月二十日的广渠门大战、中有二十七日的左安门之战、后有二十八日的夜袭南海子，十二天时间关宁援兵已经与后金兵打了三场，怎么就成了“逗留”啦？就在袁崇焕被逮的当日早晨，他还正在派兵将前去追蹑敌军呢——可是，大睁了两眼却昧着良心指白为黑，崇祯皇帝金口玉言宁可错也要错到底的心态，还是要把“顿兵（逗留）不战”写在了袁崇焕的十二宗罪中！不是吗？

就在袁崇焕被逮入狱之后，“崇焕召敌”“崇焕勾建虏”这些流言也仍然左右着崇祯皇帝的言行举止，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一样，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并怀疑袁崇焕的“通虏谋叛”。

请看——

一本小说《镇海春秋》写了袁崇焕与后金有“约”杀毛文龙的故事，这正合了崇祯皇帝的口味，想也不想是真是假就将“斩帅以践虏约”的罪名加在了袁崇焕身上。后来的计六奇呢，同样想也不想直接就将故事写进了自己的《明季北略里》，《国榷》《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等的撰写者们也都急急跟进，或采录或转抄在各自的书里画上一笔——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不少反袁者如获至宝似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出这些“史料”，作为袁崇焕通敌当汉奸当卖国贼的证据，岂不是可笑至极？荒唐至极？

《明史纪事本末》之《插汉寇边》中有如下的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建州，束不的求督师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参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可之。”

《国榷》卷九十亦有记录：“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林丹汗的察哈尔部西迁，喀喇慎首当其冲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求援于明廷而明廷不予置理，只好转而求后金。于是，也便有了喀喇慎与后金的盟誓共同对付林丹汗，也便有了皇太极对漠南蒙古“悉遵我朝制度”的要求。人们以为这就表明喀喇慎已经投靠了后金，但却不知喀喇慎此时并没有“悉遵”后金制度，而还在“犹持两端”一脚踏在两条船上。

对这些流言的信与不信，明廷采取的对策自然有所不同：信其有，而将友作敌打击之；不信，则尽力化敌为友拉拢之。在当时的情势下，取后者而弃前者应该是明智的——但在崇祯皇帝的头脑里，似乎非友即敌，所以开始即严禁高台堡市米，虽然以后又有“计口量许换米”的旨意，却也不妨碍他最终还是将流言编织成“以市米则资盗”的大帽子，狠狠地扣在袁崇焕的头上！

《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乙卯”条下载有江西道御史高捷参劾钱龙锡之疏：“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踵武肃皇，国法振而内患除矣。乃目前更有吃紧一事，则纶扉禁地，近有与崇焕奸逆相倚，如辅臣钱龙锡其人者……”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下载山东道御史史某亦有“疏参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

高捷和史某一前一后两道没有任何证据对袁崇焕和钱龙锡等人的诬劾，稍有理智的明君一看便知两御史的居心险恶，但坚信“崇焕召敌”“崇焕勾建虏”的崇祯皇帝却在他们耸人听闻的言辞的刺激下，先入为主地就给袁崇焕定了“谋叛欺君”“结奸蠹国”的调子。

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了。

“托付不效”“专恃欺隐”——出自温体仁密疏中的谗言；

“以市米则资盗”——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等所记载的似是却非的流言；

“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出自温体仁密疏、崇祯皇帝逮捕袁崇

焕时金口玉言的质问以及小说《镇海春秋》编造的故事；

“纵敌长驱”——出自温体仁密疏中的谗言；

“顿兵（逗留）不战”——出自崇祯皇帝逮捕袁崇焕时的金口玉言；

“坚请入城（以胁城下之盟）”——出自温体仁密疏中的谗言；

“谋叛欺君”“结奸蠹国”——出自江西道御史高捷疏、山东道御史史某疏中

的诬劾；

“通虏谋叛”——出自《崇祯实录》中的“都人竟谓崇焕召敌”和《国榷》中

的“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的流言；

至于“援兵四集尽行遣散”以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等出自何处，虽然

不及细查，但从上述之中也可看出大概了。

尽管这个小结只是一种不很严谨的推测，但是我想，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证明袁崇焕十二宗罪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思路来分析崇祯皇帝究竟是如何给袁崇焕定罪又如何量刑，或可有益；至少，不会添乱更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第375章 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八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三章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八

八悲剧1630，悲剧16si4

公元一六三零年的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杀于北京西市，他的罪名在他被杀前后十几天里，逐步增加直到十二宗、且逐步升级直到“通虏谋叛”。

这位为明廷出生入死、曾经数度挽救辽东危局的名将，是从北京城外广渠门战场上被逮进诏狱的。就在八个多月之前，他带领九千关宁将士打退了数万后金兵对北京的围攻，保护了崇祯皇帝、保护了京师百姓。而在八个多月之后，崇祯皇帝却下令将他处以极刑，那割剐下来的碎块又被受流言所惑不明真相而愤怨至极的京师百姓拿钱买了去，咬一口，骂一声：“卖国奸贼！”

他没有战死沙场，却死在自己拼死效忠的皇帝之手；他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流尽了血，却又被当作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叛徒；甚至，痛恨他“卖国”的一些人还把他的肉也吃了。正因为如此，他的死不能不重重敲击着当时人与后来者的心扉，也不能不为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所扼腕长叹！

按照袁崇焕“通虏谋叛”的罪名，原本是要诛连九族的，幸得大臣们保奏，家族得以幸免，但其在辽东的家人发配到贵州，在原籍东莞和藤县的兄弟至亲则流放到福建，其妻投白马河自尽，尸流赤水峡，才被人捞起……

这一切，就应该是袁崇焕十年为官、七载抗金于大明有大功的下场吗？

悲哉，一六三零——这是袁崇焕的悲剧，也是由袁崇焕带给其家人的悲剧，其实应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莫大的悲哀。

十四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六si四年的三月十九日，天色将明时节——因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攻入北京城，想活命却欲逃未成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地跑出了玄武门，又跌跌撞撞地跑上了煤山，在最后望了一眼巍峨壮观的紫禁城之后，便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吊在了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上。这时候，他所一直宠信的太监们如鸟兽散，有的如曹化淳等干脆给大顺军开城门去了，跟随在他身边的也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这是他应该想到却到死也没有想或者不愿意想的。

这位不到十八岁就即皇帝位的年轻人，在其即位之初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力戒前任之庸懦；果断机智除掉阉宦阉党；平冤狱并起用冤陷诸臣；遣散内丁并撤回各地的监军太监……凡此种种，都给了朝野上下一个美好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天下想望治平。”

在执政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忧勤惕厉、殚心治理，他不迩声色、生活节俭，也因之而在中国历代的亡国之君中，使得他赢得了最好的名声，甚至李自成在其檄文中也说他“君非甚暗”。也难怪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有他感慨万分的一段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李清：《三垣笔记》）

“朕非亡国之君”？

先看清初一位诗人萧正模的一首诗：

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

可怜三百年天下，断送忧勤惕厉中。

忧勤惕厉说的是忧虑勤劳、谨慎戒惧，乃一褒词，可诗人为什么说大明之三百年天下竟断送其中呢？我们再来看看崇祯皇帝在其执政的十七年中所干的诸多事中的两件事，也许就明白了。

一，加征三饷，民不聊生：加征始于嘉靖朝，到万历朝的中期又进行第二次加派，至万历之末，又连续加征了三次，每亩加征三厘，“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明史》卷二百二十，《李汝华传》），称之为“辽饷”。崇祯三年，“辽饷”在原来基础上又加征一百四十万余两至六百六十余万两；崇祯十年，又加征“剿饷”二百万两；崇祯十二年，再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