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总兵满桂战败，遂入城请陛见。言崇焕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故先杀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卷十
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
——《国榷》卷九十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锁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锁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毛文龙与建州“既有成约”，愿意出钱赎买辽阳、广宁两地，袁崇焕却“妒其功而杀之，且纳款为内应”。
——《明亡述略》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夏允彝《幸存录》
……
这些“史料”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被称为“关于袁，为什么汉人写的历史书都惊人的一致？”（见222.244.156.*10月30日发在袁崇焕吧的同题目的帖子）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袁崇焕大言“五年复辽”，因自知“难践其语”，便转而与后金议和，欲求其归“还辽地”，而以此“塞五年之命”，又“恐文龙泄其款计”，或“恶文龙扰之”，遂依皇太极所求“杀毛文龙以为信物”，故而设计杀之——也就是所谓的“以谋款则斩帅”；
二，皇太极意欲“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便以“佯许还辽”为诱饵，要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崇焕答书密允”。这就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关于杀毛文龙的“前约”。罢归复出之后，袁崇焕因“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这才又考虑杀毛以践“前约”，从而可得辽地——也就是所谓的“斩帅以践虏约”；
三，毛文龙已与后金约好出钱赎辽阳、广宁，袁崇焕却“妒其功而杀之，且纳款为内应”。
袁崇焕“五年复辽”是不是大话？其谋款又是干什么？我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一文中已有详细分析，这里不再多说。单说天启六年袁崇焕派人前往沈阳吊唁努酋，双方开始第一次遣使往来议和，是征得了朝廷同意的，尽管天启皇帝开始“朕甚嘉焉”、后来又改了主意“频旨戒谕”，但袁崇焕始终是坦白的（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看网友牌位先生发在袁崇焕吧的帖子——“天启变脸实录”，与之相应的还有“崇祯变脸实录”，同样很有意思）；崇祯皇帝即位，袁崇焕复出，也将自己“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恢复之计”详细上奏，同时也得到了崇祯皇帝“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的允诺，直到杀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在上疏中还说：“臣亦不讳言款”。由此可见，在皇太极第二次主动上门要求议和时，袁崇焕也只是将议和看作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并没有顾虑一个下属“毛文龙泄其计”的必要。显然，连顾虑都没有，又何谈以顾虑杀人？
再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前约”杀毛文龙的事，这么大的事，竟然从后金档案中找不到一丝痕迹证明确有此事，岂不荒唐？大凡细心的人都会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前约”既有后金“使杀文龙，佯许还辽”的“通书”，自然还要有袁崇焕“密允”的“答书”，可是至今既没有找到什么“通书”也没有翻到“答书”，又哪里冒出来一个“前约”？这不是明摆着造谣构陷吗？
至于三，关健又在毛文龙与后金有无赎约，然而同样遍查后金档案，于此并无只言片语。同样的问题又一次再现了：约既无存，何来毛文龙其功？再说，建州之势甚是嚣张，正急欲扩展其疆土，岂肯以辽阳广宁之地相让？又岂能愚蠢到让敌人进驻到自己的卧榻旁边？仅此三点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更别说什么袁崇焕妒功杀毛甚至作后金的内应了。
应该追寻一下上述“史料”的来源了，这也是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有关“斩帅以践虏约”的“史料”究竟是怎样从《镇海春秋》中演变而来。
还是从“《镇海春秋》是‘史书’吗？”一文开头的那个故事说起吧，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大概都很熟悉：
先看《镇海春秋》的第十五回‘魏忠贤发调内臣兵，袁崇焕遣吊夷人孝’是怎么写的：
（李永芳）献策道：“如今要得广宁除非还是起兵，只控那毛文龙闻了消息，又发兵截我之后。怎么是好，不如写封信去与那袁崇焕道我这里自走后以来被毛文龙杀了无数人，我父王为此偏劳成病而终，此仇莫大此恨莫深，只要你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我这里将辽东土地依旧奉还，不敢再来侵犯。那时只要骗得他果然把毛文龙杀了，我们就起兵去攻那广宁，却不是好。”
这封信自然是写了也送了，那袁崇焕又是怎么回话的呢？且看《镇海春秋》继续写道：
袁崇焕道：“我这里不便谢回书，你去多多与我拜上可汗，可汗书中一一行去便了。”
如此一来一往一环扣一环，袁崇焕与后金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的事便由《镇海春秋》铁定下来了！
再来看看《明季北略》是怎么说的，其卷四“袁崇焕陛见”写道：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後，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从这中间及有关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三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
其一，虽然《镇海春秋》说的是大白话，而《明季北略》则文白相兼，但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由此说来，《明季北略》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这件事情上是直接抄自《镇海春秋》，或者说得文雅一点是《明季北略》采录自《镇海春秋》，应该不为错吧？
其二，从写作时间上看，《镇海春秋》刊刻出笼于明崇祯三年、也就是袁崇焕被“磔”的当年，而《明季北略》则成书于清康熙年间，何前何后不言自明。
其三，再来看《明季北略》作者本人的说法，该书的作者叫计六奇，为了撰写《明季北略》这本书，他曾经广泛收集明清之际的各种遗闻逸事，按他自己所说就是：“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尽管计六奇在其书中没有注明采录自《镇海春秋》，但也告之于世：“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还有更早于《镇海春秋》的书藉的情况下，认定《明季北略》采录自《镇海春秋》也是很自然的事。
回头再看《国榷》《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等史书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或者说合谋杀毛文龙问题上的记述，显然都不是作者的原创，正如前述一网友所说它们“都惊人的一致”，其主旨大都似曾相识，互相转抄的痕迹明显。源头何在？从上述对《明季北略》与《镇海春秋》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了。
如果还不以为然，那就看看袁崇焕与皇太极前后两次议和的来往书信，从中找找答案，如何？
这些书信（包括与议和有关的李喇嘛书及皇太极答李喇嘛书等）计有：（天启年间）太宗与袁崇焕书；袁崇焕复书；李喇嘛书；太宗答袁崇焕书；答李喇嘛书；太宗又致袁崇焕书；（崇祯年间）明使喇嘛吊丧；致书袁崇焕议和；太宗致书明执政议和；袁崇焕复议和书；太宗答袁崇焕议和书；续致袁崇焕书一；续致袁崇焕书二；袁崇焕书覆书二封；太宗再答袁崇焕书；袁崇焕再复书等。（这些书信不难在网上查到，有兴趣者可一一翻查对照）
在这些书信中，可有皇太极“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可有“我这里将辽东土地奉还，不敢再来侵犯”，可有袁崇焕答应皇太极“书中一一行去便了”的允诺？（《镇海春秋》中语）；可有“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可有袁崇焕“密允”的答书？（《明季北略》中语）；可有“求杀文龙”？（《国榷》中语）；可有“订前约，图文龙”？（《明季北略》中语）；可有“其以文龙头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语）；可有“杀毛文龙以为信物”？（《石匮书后集》中语）；甚或其它牵涉到毛文龙的密谋？……
没有！都没有！
既然没有，那它们究竟从哪里来？
我在前面的分析中给出了答案：
一，至少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即“斩帅以践虏约”问题上，《明季北略》是采录自《镇海春秋》，其它史书如《国榷》等要么抄自《镇海春秋》，要么抄自《明季北略》；
二，小说《镇海春秋》则是编造的，正如《〈镇海春秋〉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一文的作者刘鹤岩先生在其论文中所告诉我们的：《镇海春秋》完全是按照阉党余孽造谣的口径来歪曲事实，它站在阉党立场、在刻意美化与阉党紧密勾结的毛文龙的同时、存心构陷罪名并极力丑化诬蔑袁崇焕和熊廷弼的一部时事小说。
我当然希望持不同观点者据理反驳上述分析及答案，但可惜尚未看到有理有据的反驳，倒有反袁派人士的两条帖子值得一说：
一，“明清际史书一致就说明他们抄镇海的？只能说明史实一致！”
二，“史料虽然都是通敌斩帅，不仅文字上长短不一，内容上也有相当多的细微差别。原因很简单，史料的来源不一，每个史书作者的记录笔法不一。”
对前一条来说，仅仅凭“明清际史书一致”这一点当然不能说明他们是抄镇海的，但由此认定“只能说明史实一致！”就不大妥当了一一史实一致只能说明它们同出一源，可你至今连它们的源头也没找到，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妄谈“一致”，岂不让人笑话！应该说，我在前两篇尤其是本篇文章里已经给出了答案，你不认可没什么，可你不把力气花在寻找这些史料的源头上，白白浪费时间，多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