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自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入狱，‘杀帅除忌，引敌入边’的流言从各种渠道传至市井小巷。一个‘佚名’的无良文人，据此写出了这本时事小说《镇海春秋》，小说捏造出‘李永芳献策皇太极，袁崇焕错杀文龙’等一系列虚构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当时崇祯皇帝和朝廷上下以及京城市民的恐慌与仇恨，自然也造就了八月袁崇焕被‘磔’、百姓争食其肉的让人痛心的场面。
“《镇海春秋》的负面影响并不限于当时；数十年后，计六奇据此写下了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杀毛文龙，载于其所撰《明季北略》之中；紧接着，《崇祯长编》《国榷》《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石匮书后集》等便蜂涌而上争相传抄；而到了数百年后的今天，上述史书中似曾相识的各种‘史料’便堂而皇之地成了反袁派拿来示众的所谓袁崇焕‘斩帅以践虏约’的‘铁证’。”
朋友十分懊悔：“我们上当了——过去总以为灰熊猫引经据典提出对袁崇焕的质疑，是干了件还原历史的大事，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
他依旧红着脸，也依旧没有再说下去。
我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包括你在内的许多朋友并不知道《镇海春秋》是这样的一本凭空捏造构陷罪名的小说，并不知道那么多称之为史书的“史料”又竟是这么不真实不可靠不负责任。可是灰熊猫不同，作为《窃明》的作者，他应当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可就在这样把小说《镇海春秋》作史书向读者明里标榜、背地暗示的情况下，他还要宣称：‘我是历史爱好者，我写小说时对历史的态度很严肃，小说可以承载历史学术问题。’这就大错特错了。
“有人说‘《窃明》是一本写得像历史文献一样的架空历史小说’；有人说《窃明》是‘作者以史料为依据’、‘比某些所谓史学家作的史书，更合实际’；有人还根据‘窃明作者对数据的分析推理’得出了‘也认为太监治国要比儒生治国更好’的结论，更有人甚至说《窃明》已经‘成了那么多人眼中真实历史’……——瞧瞧！把小说、尤其把漏洞百出靠编造支撑的小说当作历史，误导读者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能说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作者吗？”
听说灰熊猫认错了，抱怨什么自己引用“南朝君昏臣奸，毛帅既忠且勇，尚遭屠戮”“袁崇焕的女儿嫁给豪格”“为袁崇焕守墓的人本名曹格格”等等都是一个网名叫什么“黑虎军魂曹化淳”的人编造的，供出有人编造固然不错，但这种出了事就想把责任一骨脑儿推给网友的做法也实在令人不恥。
撇开这些不谈，灰熊猫将小说《镇海春秋》也列为史书，该怎么说？有人还在《窃明》的“忍耐”一节看到“作者更指出了一个要点，即弘治为袁崇焕翻案后，命人毁去了对袁崇焕的审讯记录”，该怎么说？还有许多网友所指出的《窃明》中存在不少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的硬伤，又该怎么说？
要知道，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编造的“史料”会对相关的历史人物足以造成颠覆性的后果！
比如，《镇海春秋》中构陷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杀毛文龙一事，灰熊猫先生将此作为“史料”向读者兜售，必然导致信其有者认定袁崇焕“斩帅以践虏约”；然而事实上这所谓的“密约”竟然并不存在，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的结论呢？又比如，乾隆皇帝如果真的下令销毁了明廷对袁崇焕的审讯记录，反袁者一定会以“制度完善”、程序合法为由维护明廷对袁崇焕的定罪；但灰熊猫先生至今尚未标明这条“史料”的出处，究竟是其“出处”难寻？还是其他网友“编造”又让灰熊猫先生上当？抑或是灰熊猫先生自己“编造”却说不出口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可不能再让读者“上当”步入陷阱了！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枝，虚构并不错。问题是怎样虚构？作者持什么样的态度虚构？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力做到形似神也似呢？还是先入为主抱定了某种理念曲解甚至编造历史呢？
以真实的“史料”为素材，描写出的历史人物形象至少能够做到“形似”，依靠不同作者不同的文学想象，其中也可能有做到“神似”的，这就是一部好作品。但无论好作品、次作品甚或差的作品，只要依据的是真实的“史料”，作者的态度一定是负责任的，起码他不会像小说《镇海春秋》的作者那样被钉在“无良文人”的耻辱柱上。
而与此相反，曲解或者编造历史所描写出的历史人物形象，无论是褒是贬则一定是不真实的，甚至已经被描画得面目全非了——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将编造的历史硬要塞给人们或者说误导人们，让他们相信这就是历史。难道也要像三百多年前小说《镇海春秋》的作者那样挖下陷阱让后来的人们一跳再跳吗？
众所周知，灰熊猫先生是在“质疑前人，挑战权威”的旗号下写小说《窃明》的。勇于质疑前人，不错；敢于挑战权威，也不错。如果这种质疑和挑战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前提下，相信灰熊猫先生会受到更多人的称赞。可惜的是，灰熊猫先生竟然拿一本捏造事实构陷罪名的小说《镇海春秋》作为史书来标榜，甚至一边将他人“编造”的“史料”写在自己的《窃明》里，一边却又大言不惭地标榜“我写小说时对历史的态度很严肃”，这不是自拉自唱的一出滑稽戏吗？何必呢！
历史就是历史，她不应该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敬畏历史、还原历史，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文学家的责任，更是写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和读历史小说的读者们的责任。
灰熊猫先生把小说《镇海春秋》标榜为史书，已经让我很惊讶了；而看到起点中文网因为灰熊猫先生的小说《窃明》将其列为反袁派的代表人物，就更加让我惊讶不已——也许有人嫌三百多年前的一本小说《镇海春秋》给后人挖的陷阱似乎还不够深不够大不够多吧？竟还要又一本小说《窃明》再挖一些陷阱来？花样翻新到了这样地步，不知又要让多少人目瞪口呆了……
因为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的缘故，我担心许多读者也将小说《镇海春秋》当作史书来读，更担心若干年后在争议袁崇焕时，又有不少人像今天这样将《镇海春秋》以及与其类似的小说也当作了史书，所以建议对评价袁崇焕有兴趣特别是对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杀毛文龙有兴趣的读者、以及将《镇海春秋》标榜为史书的灰熊猫先生读一读刘鹤岩先生载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2007年第6期的一篇论文：《〈镇海春秋〉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
如果读了，我还想冒昧地问灰熊猫先生一句：“你有什么感觉？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第369章 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二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三章争议袁崇焕引出的思考之二
二学者训人，不小心把自己也训了
学者陈明远有一篇训人的文章，发表在起点中文网“近万网友热议袁崇焕：英雄？汉奸？”栏目里。
被训的人也是一位学者，名叫阎崇年。训人文章的题目有两个：一是“阎崇年没有学者良知”；二是“谈阎崇年的治学态度”——也许其中的一个是副标题？但因为训人的学者没有作解释，别人也不好妄加猜测，就只好留着它们权且当作一个“谜”吧。
学者训学者原本并不新鲜，问题是此学者陈明远先生在训彼学者阎崇年先生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竟捎带着把自己也训了。虽然这一个“为什么”也很难得到解释，又成了一个“谜”，但带着这样一点讽刺意味的事情本身却让我产生了兴趣，也因此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我虽然挺袁，但对阎崇年先生的有些观点也并不赞同，例如陈明远先生在其训人一文中提到的阎先生所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的观点，我就持不同意见；前些年甚至对电视剧《康熙大帝》大唱什么“我多想再活五百年”的主题歌也非常反感——我这么说只是想给一看到不同观点就捆绑就骂人就扣帽子比如“汉奸”“走狗”“包衣”“满遗”的那些网友打点预防针：有话就说话，有理就讲理，以事实说话，拿证据服人。
说实在话，学者陈明远先生训人的理由我是很赞成的，例如他说：
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地发掘历史真相。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素心”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评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客观真实的态度。这是历史学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奇的观点也不过被视作无稽之谈。
这些话说得对极了，无论是对学者阎崇年先生，还是对陈明远先生自己以及其他研究历史或者写历史小说的人，应该都适用。
正是基于这些“说得对极了”的理由，陈明远先生接着训起来：“阎崇年却常做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
至于阎崇年先生哪些地方违犯了“客观地发掘历史真相”原则、哪些地方表现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又在哪些地方犯了规，陈明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多说，我们就更加不清楚了。这不合常理，训人总该给出点根据，至少也要说出个一二三来，何况陈先生又挂着一个学者的头衔。
也许是文章太短，展不开？那陈先生就不妨写长点，多列些真凭实据，让被训的学者阎先生以及我等旁观者服气。
也许陈先生是不屑多说吧？反正先给阎先生扣上一顶大帽子，一训了之。但这样一来呢，陈先生就有失学者风度了。
接下来，陈明远先生谈到了“明朝著名抗金将领”毛文龙——此论何来，是史学界早就有了“定论”？还是陈先生自己作出的“定论”？我们似可放过，且由先生评述这段历史时所选取的两条“史料”，来看看他自己“秉承”的是一种什么样“客观真实的态度”？
第一条是后金对毛文龙的评价：
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此条出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信度暂且不论，权且当真来说。
按毛文龙自己的说法，这是天启三年“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对他的评价。
那么，自毛文龙与后金通书“议和”开始，后金对毛文龙还有这种评价吗？
尤其是在崇祯二年，毛文龙与后金已经不再只是“议和”，而是讨价还价谈判“投降”的价码了，这时候后金对毛文龙的态度，究竟是“速灭”呢？还是举双手迎其归降呢？
且看：
到了崇祯元年的三、四、五月，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使更是频繁往来于皮岛、沈阳之间，仅在四月和五月两个月内，皇太极就收到毛文龙的书信五封！
其一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