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多少朝代依然我行我素前赴后继抱着“不择手段”抱着“银子”抱着“美人”抱着“春药”而大行其道，甚至公然从潜规则跳向显规则——我同样相信，一定有人有意如此为之；但也相信，许多人是在随大流：我不这么做，不就吃亏了？其中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又是不得不为之。
现在再来看当时情况下袁崇焕之请建生祠一举，原本是出于无奈——个中苦楚唯有自知。尽管它将遗羞于世，而且无疑给世人给后人留下了又一个以谄谀求一逞的恶劣例子，但他又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瞧，这样说起来，又要遇到新问题了，就是：究竟该如何看待袁崇焕的这一污点？又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袁崇焕呢？
建议读一读当年推荐袁崇焕的一道奏章，也许就有了答案【203】：
自臣入春明以来，见诸臣推毂旧辽抚袁崇焕，几乎章满公车，无非为封疆计也。皇上加纳廷臣言，起之贰枢，又畀之督师，亦无非为封疆计也。然而臣知崇焕之不来也，马上催之而不来乎？臣又知崇焕即来而未必竟其用也。舍皇上操之，而岂有忽用舍之虑乎？则以有吊孝、建[祠二案也。夫和戎下策，媚党恶名也，而崇焕之二者皆犯之，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然臣以为此不必讳也。李喇嘛、方金纳之遣，权党主之，内镇守奉行之，崇焕因而委蛇其间，以修宁、锦之备，其用意原与他人不同。第奴不降，必成擒之，勿谈何容易？而至今授人口实，此则崇焕之过，而不必讳。生祠之建，刘应坤、纪用主之，诸将士赞成之，崇焕亦因而委蛇其间，以杀中制怒，其处世原与他人不同。第颂虔颇类英雄欺人语，而总之为正论所不宥。此又崇焕之过，而不必讳也。平心而论，旧督师王于此二者颇有斟酌，似差胜崇焕。
而臣二、三年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乃置母、妻、子百口于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崇焕始终可用也。
今皇上业已用之矣。用其长，政不必护其短；然亦惟今日明白恕其短，异时乃能永久用其长。不然者，以护惜为含糊，而不公议于朝者，必私议于室。将崇焕之足欲前，其神且却矣，何以望其敢勇直前，为国家肩此重担哉？
三，蓟州判断失误，致敌潜越而铸成大错
我说过明廷和崇祯皇帝曾在崇祯初年挖过坑，也说过这些坑却由袁崇焕复出时又帮着填。这又轮到说袁崇焕自己挖坑的事了——不过，这坑说起来挖得急也挖得险，而且只有他自己来填，但总算是填得及时，幸而也有惊无险。
后金兵破口，在一陷遵化、二陷三屯营之后，兵锋所向，十一月十三日直指蓟州。而在此前的十一月十日，袁崇焕率关宁骑兵业已先期抵达蓟州，并作好了在蓟州第二次背城与后金兵大战的准备。
在这次争议袁崇焕中，不少网友在谈到袁崇焕进驻蓟州、以及皇太极兵锋直向蓟州时，大都冠以“蓟州之战”“蓟州保卫战”“蓟州防御战”“蓟西保卫战”等等，可见对此“战”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之高——三百多年后的今天，网友期待袁崇焕当年能在蓟州与皇太极大军决一死战的心情，跃然于这次争议之中。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战斗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临战发挥，对于战斗的结果及影响也至关重要。就网友们非常关注与重视的“蓟州之战”来说，它最终并没有发生，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只是皇太极在十三日当晚过了蓟州而已。
其实，何止如今网友们重视这场虚无的“蓟州之战”——就在当年，明廷上下也都瞪大了双眼看着蓟州、看着袁崇焕、甚至急切地等待着袁崇焕的捷报呢。
关于皇太极大军潜越蓟州的问题，我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第四节“九辨：莫须有的九宗罪”之二辨“专恃欺隐”和五辨“纵敌长驱”中已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仅列其要点如下：
第一，明廷上下都亟切期待在蓟州与后金兵一战：袁崇焕想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从而进一步拖住他、緾住他，再等待援军四集围歼他，并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兵部也急欲袁崇焕在蓟州一战，以“邀截之策”而“收夹击之功”；崇祯皇帝更是抱着极大的期望等待袁崇焕的“全胜”捷报。
第二，然而，“蓟州之战”并没有发生！对于明廷上下亟切期待的这场“蓟州之战”，对于皇太极大军已过石门驿很快就要攻蓟州、而袁崇焕也已作好了迎战准备的这一场大战，竟然在大战在即之时消失于无形，两军根本就没有正面接触，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三，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敌我双方中的一方避战所造成。那么，避战一方究竟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呢？从明、后金双方的记录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避战者不是袁崇焕，而是皇太极。
三百多年前，因为亟切期待的“蓟州之战”没有发生，袁崇焕失望了，兵部失望了，崇祯皇帝也失望了。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从网上的争议看，许多网友也都失望了。不过，有的从失望中看到了袁崇焕的失误、看到了可惜，有的则从失望中搜寻到了袁崇焕的“大话误国”甚至“通敌卖国”。
我赞同这是由于袁崇焕判断失误的原因，这种失误甚至已经铸成大错：后金兵不仅没有在蓟州被拖住进而被围歼，反倒越蓟而直趋京师！
统观所谓“蓟州之战”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袁崇焕之误之错，至少有两点：
一是拘泥于老习惯老经验，面对多变形势又缺乏应有的应变能力。
从皇太极绕道蒙古、破口犯明及二绕蓟州、直趋京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皇太极敏锐的应变能力。而对比袁崇焕在对所谓“蓟州之战”的判断、期待与指挥上，就显得他以老习惯认定皇太极必攻蓟州、以老经验判断战事进程实在是其严重的失误，在与皇太极的较量中，这无疑已经占了下风。
二是布置哨探之极为不力。
袁崇焕既押宝于皇太极攻城于前，又忽视了加强哨探以获取确凿情报于后，因之被后金二百骑迷惑，从主动在蓟州迎敌到被动地间道趋京，致使在此期间失去了至少一天把握战事主动权的时间。在瞬息即变的战场上，指挥员如果一旦犯了这种失去把握战事主动权的错误，就极有可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当然，在袁崇焕发现敌已潜越蓟州西趋京师的时候，果断地采取“反客为客”的有力且有效的措施，率部间道趋京，并在出敌之前先三天而雄踞广渠门以迎敌，正如布衣程本直在其《漩声》【204】中所说：
敌能避崇焕之坚于蓟也，而不能知崇焕乘其瑕于潞也。敌能反客为主，而不能反主为客也；而不能知崇焕反主为主、反客为客也。盖敌方乘崇焕之不能，得以潜越蓟西，蟠踞于潞，中断京师与崇焕首尾不相应。崇焕兵虽强，势不能缩地而顾京师。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
敌谓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也友；不知崇焕且舍潞而绕其外也；不知崇焕业踞京而出其前也。是故高密店之遇侦也，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降也；是故广渠门之大战也，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乎魂销也；于是乎胆落也；于是乎不复逼京师而惟出没于海子、采囿之间，以观我动静也。使宽从数日，崇焕不待步兵后到，吾知其可不劳我兵而力遁也，宁独良乡、固安可保无虞也，即永平、滦州何至受其蹂躏若此惨也。
尽管如此，由于袁崇焕在“蓟州之战”的判断与指挥上的失误，造成后金兵对蓟西和京师以及京畿的骚扰、危害是不言而谕的，这自然也给袁崇焕自己日后的被诬陷被冤杀埋下了祸根——这也是我们在痛惜袁崇焕的不幸、张扬袁崇焕的精神的同时，不能不指出他的误与错的原因。
第367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十）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六功七过三，袁崇焕无愧于抗金英雄的称号
在关于袁崇焕评价的问题上，自其被逮被杀始，至今三百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有褒有贬有毁有誉。甚至，这种褒贬毁誉已经到了判若水火的地步，而且各自不改初衷地又一直延续到了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细说起来，三百多年来持续不断又起起落落对袁崇焕的争议及研讨，以我之粗略或者说不全正确地划分，大概有如下六次：
一，崇祯二年至三年
褒（保）方——
代表人物：成基命（内阁辅臣），钱龙锡（内阁辅臣），祖大寿（锦州总兵），钱家修（兵科给事中），余大成（兵部职方郎中），周文郁（袁崇焕幕僚），程本直
代表作：钱家修《白冤疏》，余大成《剖肝录》，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程本直《矶声》《漩声》
代表言论：成基命：“敌在城下，非他时比！”【205】；
钱家修：“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落泪。崇焕独何心，亦堪此哉？”【206】；
程本直：“有宁远丙寅之围，而后中国知所以守；有锦州丁卯之功，而后中国知所以战也。”，“千里赴援，餐霜宿露，万兵百将，苦死无言。而且忍馁茹疲，背城血战，则崇焕之心迹，与诸将之用命，这次概可知矣。”【207】
贬方——
代表人物：高捷（江西道御史），史某（山东道御史），梁廷栋（兵部尚书），温体仁（内阁辅臣），崇祯皇帝
代表作：高捷《疏》，史某《疏》，梁廷栋请杀袁崇焕《疏》，温体仁请逮请杀袁崇焕五《疏》，《东江客问》（另有以贬袁挺毛的小说《镇海春秋》：至今还有人公开宣称此书是史书，对研究袁崇焕的危害不可小觑——特注）
代表言论：温体仁：“（东奴）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奸辅华亭钱龙锡、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大言，恃逆督为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208】；
崇祯皇帝：“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种种罪恶。”【209】
“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