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坤、纪用，镇臣赵率教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二也。且谕其毋前叛逆，束手归命，听候朝廷处分，三也。

天启六年十月十七日，李锁南等抵达沈阳。可惜的是，因为努尔哈赤的继任人皇太极已知李锁南等吊丧的本意乃“潜窥我国情形”【184】，所以袁崇焕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倒是被皇太极利用从而开始了明与后金的第一次议和。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作为皇太极的使者、方纳吉和温塔什带着皇太极希望“两国和好之事”的书信前往宁远【185】，踏上了求和之路。

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在宁远学宫接见方纳吉和温塔什，随后即以此事上奏明廷，同时以皇太极来信“犹书大金国”【186】而封还。

后金的求和自然正合袁崇焕之意，宁远战后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筑城、屯田和备战，这从这袁崇焕后来的一些奏折【187】【188】【189】及“谨启当道诸名公”的信【190】中，都能够明显地看得出来。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派方纳吉和温塔什再次赴宁远给袁崇焕带信，明示其议和条件【191】：

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银百万、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斤送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银十万、缎匹十万、毛青细蓝布三十万报我。

就在同一天，皇太极又发大兵入犯朝鲜。

袁崇焕接信后仍以信存“伪号”退还，并“令易去年号，遵奉正朝，与代题”【192】，随即又将此情形上报明廷。

自此直到二月底两个来月的时间里，皇太极惟恐议和破裂，便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直到第三次换了格式，袁崇焕方才拆阅，同时复信【193】。

在这封信中，袁崇焕遵旨提出明方议和条件：

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并针对皇太极信中所提出的议和条件驳斥道：

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之恩养四夷，宁少此物？亦宁靳此物？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

他同时指责皇太极用兵朝鲜：

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高丽，何故？我文武兵将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

三月十四日，侵朝后金军捷报传到沈阳。在犯鲜兵将陆续返回之后，皇太极于四月八日复信袁崇焕，反咬一口：“诡言修好，仍遣哨卒侦视我地，收纳逃亡，逼处近界，修葺城堡，是尔之言不由中也。”【194】遂中断和谈。

的确，袁崇焕利用议和争得了几个月练兵、筑城和屯田的宝贵时间；而从上述议和的整个过程来看，皇太极正是借此抓住了出兵朝鲜的大好机会。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但袁崇焕却又因迟发援兵救朝鲜，从而使牵制形同虚设。观其结果，明方虽有得有失，却是失大于得：从局部看，袁崇焕巩固关宁守备的良苦用心固然无可非难；但从大局看，因为后金掩袭朝鲜的得手、朝鲜不得不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联合朝鲜包围后金的基础。

说到迟发援兵，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袁崇焕大概只看到了关宁驻军在当时凭坚城用大炮守城有余、而打野战还远远不足的事实，却没有看到因为宁远大战，后金兵对关宁军也有惧怕的一面。如果袁崇焕速发援兵，岂不是可以起震摄作用使皇太极心存顾忌而有所收敛，从而打乱皇太极先打朝鲜的部署呢？

二是袁崇焕之所以迟发援兵，尽管理由是明廷得知朝鲜兵事已在天启七年的二月中旬，尽管袁崇焕在三月初也曾发“水营都司徐勇曾先出，张斌良继之，汪翥劲后，各舟二只，兵士五百人”【195】，但真正关宁劲旅的派发，却又是在三月十七日天启皇帝严旨催促其之后，然而此时，犯鲜之后金兵已经送回捷报了！

三是袁崇焕实际上是不愿意发兵援朝鲜的，这才是其误错的根本：对于后金之“东犯朝鲜”，袁崇焕“久已知之”【196】，这应该是他收到刘兴祚“正月”曾给他“发一密帖”后就知道的【197】；而之所以不愿意发援兵，也是基于袁崇焕“夫奴久耽耽，所借宁障于外，关扼于内，使关宁无恙，由此生聚教训，愈筑愈前”的思想，就写在其“无虚可捣”的奏折【198】里和“谨启当道诸名公”的信中，甚至愿将此“质之天下”【199】。

袁崇焕后来曾说：“然二事（指谋款与筑城）俱非臣所得专，夫用之而不克自用，此千古遗憾”【200】，我想，这是否就是袁崇焕在其自省之后的悔过呢？

二，违心结好阉宦，请建生祠而遗羞于世

为巨阉大恶魏忠贤请建生祠，无疑是袁崇焕一生中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

为魏忠贤建生祠，始于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201】——这对魏忠贤来说，真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他位尊九千岁，已经大富大贵，又受了皇上那么多的封赏，这在平常人欲求不能的事，他都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就如同随手在家里捡了一件什么物什似的。也许是那些东西太容易到手，魏忠贤也就不怎么看重了。现在的魏忠贤看重的是：人们对他的“看法”！

一个人，无论是高贵如皇帝、王爷、大臣、勋爵，还是低贱如流民、乞丐、伶人、婊子，大都十分在意其他人对他自己的看法。即如暴君桀、纣，一边用暴力钳制人口、不准说他的任何坏话，一边就逼着他的臣民为他歌功颂德；即如婊子，也时刻想着为她自己立块贞节牌坊呢。

有了潘汝桢的开头，各地为九千岁建生祠的“喜讯”也就源源不断地传报到魏忠贤的府第……

据《三朝野记》载，从天启六年到七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各地为魏忠贤一共建四十座生祠。其中是否包括请建而未建的，因为不及细查，所以不敢妄猜。然据《明熹宗都察院实录》所载：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为元勋功翼覆载事”一疏至，有旨批道【202】：

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鉴悉。合谋建祠，舆论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

总之，不管袁崇焕在辽东建还是未建魏忠贤生祠，就其“请建”而言，已足以说明其迎合与结好魏阉的事实了——无论如何，此举已成袁崇焕的一大污点且已载于史册，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解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袁崇焕的这一污点却又和他与后金的第一次议和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这中间又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

其一，守辽复辽是袁崇焕一直坚持并奉行的坚定信念——宁远战后，筑城、屯田和备战是袁崇焕面临的主要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急需时间来保障。这时节由吊丧引出的皇太极的求和，正好给袁崇焕争取时间的好机会。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袁崇焕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机会，将议和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应该是不错的。

其二，魏忠贤把持朝政权倾一时，袁崇焕之与后金议和，如果得到魏忠贤的点头认可，其行必易；相反，如果得不到魏忠贤的首肯，其行之也难，甚至根本就行不通。这一点，袁崇焕想必是谙熟于心的。

正是上述两点的结合，才促成袁崇焕违心请建生祠、迎合与结好魏忠贤，从而使得明与后金的议和得以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也正是这两点的结合，在与后金议和必然破裂之后、袁崇焕也必然作为替罪羊而被无情踢出局外。

由此，我想到了明万历朝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几段奇闻轶事。这些奇闻轶事，虽然来自野史，却也很有意思——

还在隆庆朝时，张居正开始崛起，到了万历朝，便一鸣惊人。此人为万历朝的一度辉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更是常常为人们所称道，且被称为一代名相。可有谁知道，在他崛起与一鸣惊人的年复一年里，也有不少让他自己蒙羞、更让许多推崇他的人们尴尬的故事。

比如，为了抓权，他不惜与太监交结：先是暗中与太监李芳谋划，赶走了首辅李春芳、次辅陈以勤和辅臣赵贞吉等；接着又勾结太监冯保，将矛头指向新进首辅高拱，他们向皇太后打小报告，以激其对高拱之怒，终于如愿以偿；为了提防高拱东山再起，他们甚至不择手段诬陷高拱，说他就是潜入皇宫的刺客的主使人，欲置之于死地。如此不择手段，正是小人所为呀。

又比如，为了巩固到了手的权力，经常标榜自己乃磊落奇伟之士的他竟然肉麻地将十来岁的小皇帝比喻为父。虽说臣下向皇上献媚奉承不可避免，但如他之所为，也太不自重自爱了。而对臣僚，他却又是一副面孔：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即如整肃贪污，他可以用霹雳手段整肃他人，而他自己却又极端腐化贪婪，且不说他在北京和江陵的两处府第富丽堂皇，单说他存于某地的白银就有三十万两；在其死后，冯保一次即向其家索金三万两、银十万两——正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然而，这只是一种病态的猖狂，到头来能有好下场么？果然，当他一死，他所努力的一切便都化为乌有，他自己呢，也很快从颠峰跌到了深渊里！

张居正死时还不到五十七岁，人们都知道他是病死的，却很少知道：这位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竟是因为迷恋女色、天天离不开春药而致病而最终送了命的。

说到女色和春药，这就要说到戚继光了——戚继光，屡建功勋的抗倭名将。而与‘名将’并驾齐驱的，则是他比别人更能向张居正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这‘走狗’之称又是他经常送银子、美人和春药给张居正才换到的，由此，他换到了张居正对他的宠信和支持，又换到了蓟州总兵这一要职，也换到了他十六年镇守蓟州的巨大成功。然而张居正一死，他就走上了英雄末路，同样也跌进了凄冷的深渊。直到死，他也未能再爬起来。

按照通常所谓的“成功”标准，应该说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一相一将都已经成功了，干成了一番大事业。

可是，他们成功得并不光彩：一代名相张居正，如果没有了不择手段，则将一事无成；而一代名将戚继光，如果没有了银子没有了美人没有了春药，也就不会有他那威名四扬的辉煌——我相信，一定有人不在乎什么“光彩”“不光彩”；但也相信，很多人做归做，但在心里却并不这么认为。

而按照通常所谓的“道德”标准，一个人如果到了不择手段才能成功的地步、到了没有银子没有美人没有春药也就难得成功的地步，此人喘息的时间就不会太多了；一个朝代到了通行不择手段才能成功的地步、到了通行没有银子没有美人没有春药也就难得成功的地步，这个朝代喘息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