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整军练兵中一手调教出来的关宁铁骑，在这次广渠门大战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战斗的惨烈毫不逊色于宁锦大战时在宁远的那次背城大战，“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的关宁援军将士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越战越勇。连续拼战三时辰之后，广渠门外直到北运河，到处都出现后金兵溃逃的狼狈景象——袁崇焕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奇迹又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宁远大战“凭坚城，用大炮”的胜利，到宁锦大战的胜利尤其是在宁远的第一次背城大战的胜利，又到这次广渠门大战第二次背城大战的胜利，让袁崇焕看到了“五年复辽”希望的曙光。
他并不知道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对他的猜疑已经累积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知道那些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阴暗角落里如何狞笑着对他磨刀霍霍——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率领关宁援军又在左安门打败了皇太极；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又派兵在南海子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而致“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京师的危机暂解除了，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以及包括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内的京城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松口气了。
但就在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的第二天，就在袁崇焕正要“遣发副将张弘漠等追摄”【171】后金兵的时候，崇祯皇帝以“议饷”【172】之名召他去了紫禁城。
可是，紫禁城里并没有什么“饷”可“议”，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甩给袁崇焕的只有一副冰冷的镣铐【173】。
八个半月后，袁崇焕又背着冰冷的十二宗罪名被处以“磔”刑【174】。
在宁远、宁锦和广渠门三次大战中，以求死不求生的决绝态度与后金兵拼杀的袁崇焕，没有和他的一些将士一样倒在战场上，却和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一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手里——于大明有大功的他，就倒在了冰冷的北京西市刑场上，就倒在侩子手那把冰冷的略呈弯形的尖刀里。
冰冷的镣铐、冰冷的十二宗罪名、冰冷的刑场、冰冷的尖刀，同样冰冷着“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千里赴援的关宁军将士的心。
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在无形中弥散开来，终于促成了不少援军的哗变，也为此后敌方招降明军送去了口实。甚至，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又充斥在整个崇祯朝——十四年后，在冰冷的煤山冰冷的寿皇亭旁，依旧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吊在了一棵冰冷的老槐树上【175】，明亡。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这样的一句中肯而又意味深长的评价：“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76】很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广渠门之战，常见反袁者所诟病者，一是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所涉及到的“九千破十万”的问题；二是明与后金到底谁胜谁败的问题。
一，“九千破十万”的问题
第一，有关后金第一次破口犯明的兵力，曾有几种说法：十万说（例如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即持此说）；数万说（例如阎崇年先生在其《袁崇焕传》中所持此说）；网友Capo先生则有一万六千说（见其文《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而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一文中又有“六万”和“四、五万”的说法：满蒙联军破口之前兵力六万左右，到北京时大概在四到五万之间。
金庸先生的十万说、阎崇年先生的数万说，因为没有见其考据，难免有臆想之嫌，很难让人采信。
网友Capo先生虽然在考据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其“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又的确“错讹”不少，所以，对“一万六千”的数字也当存疑。
相比之下，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文中，对“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都有详细而且可信的考证，并在“‘每牛录出披甲不到二十’的辨析”中对Capo先生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及原因也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作了估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明与后金在广渠门战场投入的兵力，我赞成网友Dryriver先生的观点，也因此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例如本文对广渠门之战的描述就是袁崇焕军九千对后金莽古尔泰率二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
袁崇焕入援到蓟州时的九千骑兵，虽然在间道急行军进京途中陆续掉队的有四千、十七日晚先头到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但掉队的四千骑兵估计在二十日前也都先后赶到了广渠门。
至于朝鲜《仁祖实录》中“（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177】可能有误：试想，袁崇焕入援时只带了九千骑兵，多余的五千兵从何而来？这五千人也许就是袁崇焕被捕之前，赶到北京的一部分关宁步兵吧。袁被捕后，祖大寿带兵回辽东的人数据说“约万五千人”【178】，朝鲜的记录是不是就错算到这里了？
也有人说广渠门之战中还有京营兵参战，这就有点奇怪了，且不说京营兵之腐败无能，也不说崇祯皇帝就指望这些京营兵为他守城，就说出城参战吧，也只有在德胜门京营兵把炮打到满桂军中的记录【179】，只有京营兵“出城”砍死关宁兵“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的记录【180】，哪还有京营兵真正出城参战的记录呢？
对于后金兵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有人以《清太宗实录》中载“莽古尔泰等未与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作为后金兵广渠门战场上投入兵力只有“二千人”的依据，这不过是后金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伎俩，原也不足为信。
首先，我们来看在广渠门参战的后金左翼指挥官的情况：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之一、左翼四旗总指挥、正蓝旗主旗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旗贝勒（阿巴泰与其同旗）、多铎为正白旗主旗贝勒；阿济格为镶白旗主旗贝勒（多尔衮与其同旗）——这些人应该知道关宁军是他们的死对头，怎么会在接受任务之后竟敢不带自己本旗的兵马而“孤身”上战场？可信吗？
其次，单就参战的外藩蒙古兵说，破口之后又转战到北京城下的，就有一万多人，平分在后金左右两翼，应该各有五千，又怎么也只是领头的上战场、让大部兵马窝在营房呢？不合情理至此，是不是也同样不足为信呢？
现在再来说金庸先生“九千破一万”的问题，他也许就没有经过考证，便在其书中写下了后金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达十万之众，这当然是不严谨的。然而他所写的袁崇焕打败了皇太极，只是夸大了战果，基本事实却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读者。
二，广渠门之战的谁胜谁败，在明与后金双方以及第三方朝鲜的记录中各有不同：《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载明胜；清修《明史》《袁崇焕传》则载“互有杀伤”，《满文老档•太宗朝》《清太宗实录》却载后金虽然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在树林中作战的失败；另有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及朝鲜的记录都说了明方胜，唯独后金有些羞答答地不愿承认败绩。
那我们就从其记录中看看有什么漏洞吧【181】：
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对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命诸贝勒大臣会议。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给与豪格。议上。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遛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
这中间说到了对阿巴泰的处罚，理由是“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实际上就是一条：不从右偏进。
如果阿巴泰也打了胜仗，这一条罪岂不是没有意义？而从皇太极“阿巴泰非怯懦者”这一句来看，似乎又在指责或有人指责阿巴泰“不从右偏进”的原因实乃怯战所致，而“顾其二子”也便成了阿巴泰怯战、进而是不战、或者是战败的遮羞布了。一旦把这块遮羞布扯掉，怯战、不战或打了败仗的真面目不就露出来了？
收军后的会议也说到了对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的处罚，理由是“逗遛中途”，也就是同一则记录中的所谓“正白旗纛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
康古礼等为什么逗留中途未至城壕？恐怕也和阿巴泰一样“怯战”吧，既然豪格一路已经打败了对手，都已经杀到城壕去了，他们这一路的士气也该大振而踊跃向前，可记录中的他们却偏偏相反而逗留中途未至城壕，这不明显在说他们这一路前面已经败退了吗？
因为广渠门之战的失败，皇太极对莽古尔泰似乎失去了信心。这表现在后金兵在永定门外围歼满桂部后，在蓟州城外与明军的一战中，后金兵的左翼总指挥已经不再是莽古尔泰了，这也许是皇太极给莽古尔泰的一次警告，似也可以作为后金在广渠门失利的一个佐证吧。
第366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九）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五十年为官三大误错，无须避讳——袁崇焕是人不是神
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入仕为官，到崇祯三年受刑而死，除去罢职与入狱的近两年时间，十年中历邵武知县、兵部主事、兵备佥事、兵备副使、右参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直至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对大明对朝廷对皇上忠心耿耿，为人慷慨疏直，行政勤谨清廉，务辽功绩卓著。
但是，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袁崇焕在其为官十年中，也有误有错，甚至是重大的失误、严重的过错。
若论袁崇焕之误错，概有其三：其一，借款筑城修备，迟发援兵而失大于得；其二，违心结好阉宦，请建生祠而遗羞于世；其三，蓟州判断失误，致敌潜越而铸成大错。
一，借款筑城修备，迟发援兵而失大于得
议和是敌我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所常常采用的一种手段——袁崇焕之与后金议和，前后共有两次，都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求备战，这应该是不错的。
说他有错乃指第一次议和。
明与后金的这次议和是从袁崇焕“以奴死，虏信未的，奏遣喇嘛僧李锁南以烧约为名往侦之”【182】开始的，依袁崇焕的初衷，目的有三【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