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49】张鸣：《民意和官意》——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5期

第365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八）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四七载抗金三次大战，功不可没——袁崇焕求死不求生（三）

三，广渠门大战——

宁锦战后，功劳卓著的袁崇焕反遭排斥、罢职还乡。

不久，天启皇帝驾崩，其弟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年号崇祯。“廷争请召崇焕”【141】于是，袁崇焕得以复出。

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142】，七月，袁崇焕到京。

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咨以辽事方略，袁崇焕慨然以“五年复辽”答对；对于袁崇焕提出须“事事应手”的要求，崇祯皇帝也都一一照准、事事允诺。【143】

对于袁崇焕其后奏折中进一步阐述的一些主张，崇祯皇帝更是郑重其事地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并且，随后即赐袁崇焕以尚方剑【144】！

也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145】对此，崇祯皇帝在批文中再次承诺：“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146】！

其实，他的这些疑虑和担心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向前任皇帝提出过：“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147】

有了皇上的“事事允诺”、有了皇上的“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有了皇上的“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有了皇上赐予的尚方剑，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因此，尽管当时的形势又有突变、难题不少，但袁崇焕依然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五年复辽”忙碌着：替皇上和朝廷填坑、还债；整军；练兵；筹饷；统一事权；制定新的复辽计划；作出新的部署等等。

为了统一事权，袁崇焕必须解决东江毛文龙的问题——东江镇在袁崇焕复辽计划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一直认为毛文龙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愿意做“用文龙之人”，而鉴于毛文龙的专横跋扈不受节制，他也作了“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的两手准备。在苦苦劝说毛文龙却难有成果甚至作出让步也不能唤回其良知的情况下，他只有将这个曾经有功却又堕落到“通夷有迹”、甚至要出卖东江的土皇帝果断杀之。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东江有为，指日可待。辽事可为，箭在弦上——能够抢占先机者，便有了顺利的开端。这从《边事小纪》的作者周文郁在其《辽师入卫纪事》的一段话语中也可看出概略【148】：

崇祯元年戊辰秋七月，余谒督师袁公崇焕于长安，偶谈间，遂订出关之约。八月至宁，得觇公简练鼓励，气可吞胡，种种作略，出人意表。

正当袁崇焕率部“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149】东征之时，抢在他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困境的皇太极：包括喀喇慎三十六家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落的背明投金，“藩篱”尽失而致蓟门洞开，让皇太极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绕道蒙古、破口犯明，己巳之变发生了！

袁崇焕“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十一月“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遂于初四日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150】“欲背捍神州，而拒敌众”【151】。

不料皇太极在夺遵化、三屯营之后，十三日虽然“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但与先期进驻蓟州的袁崇焕军却根本没有正面接触，而只是“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52】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大军“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的消息，“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三日至”【153】，扎营于广渠门外。

其实，袁崇焕此举也大出皇太极之意料之外：其“初遇崇焕救蓟，意欲避坚攻暇，乃越蓟西，蟠踞潞中。将中断京师，使与崇焕首尾不相应。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谓潞困而京不可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且“踞京而出其前”。以至于“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154】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哨兵驰告，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等以兵来援，俱至德胜门。上遂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哨兵又告，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吉凶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上遣爱巴礼、索尼、白格，传令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迎击。”【155】

当天，明与后金的两场大战分别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

德胜门战场，以满桂、侯世禄之溃败而告结束——

先看后金方《清太宗实录》记载：“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炮营兵进前发炮火。又谕蒙古兵及护军等，俟敌发炮毕，蒙古兵与红旗护军由西面径进，正黄旗护军从旁冲入。于是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杀之。”【156】

再看《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满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157】

广渠门战场则以九千关宁援军对二万后金兵，而且一战“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又从而宣告：袁崇焕率关宁援军抱必死之心保卫京师的第二次背城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胤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158】

这一战，是从中午开始的，“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令纛额真等率护军前进，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继进。”【159】

令纛额真等率领的护军第一次冲击是“拥众直突东南角”，而“我兵奋力殊死战奴”，于是致“奴奔北”【160】。东南角，是祖大寿军的营地，可见后金兵的第一次冲击遭到了祖军极其顽强的抵抗，结果呢，就是败下阵来向北逃窜，大概是想与大队汇合。

“继进”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也按事先约定攻向广渠门北的东便门即所谓“隘口”，也就是王承胤的营地——“时敌于右偏伏兵甚众，因约我军入隘口，宜趋右偏，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与避敌同。”——但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只有豪格部遵约“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161】王承胤军显然被打败，一部分被豪格率部追杀，其余则掉头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

这时候，攻击祖大寿营的后金败兵正好逃至，这些败兵在逃跑途中突然看“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然而“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162】

随着王承胤余部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后金兵在莽古尔泰的指挥下，攻势也向中路集中，这无疑让袁崇焕的中营遭受了最大的压力。战斗立刻变得空前激烈起来：莽古尔泰严令进攻，后金兵杀气腾腾；袁崇焕指挥反击，关宁援军奋力向前——双方彼来我往，一度成胶着状态，“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复一巨酋背黄旗者，扑向余，亦以夜役高得富射贼落马。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163】

就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祖大寿率军追后金败兵赶到，袁崇焕的大营和王承胤部“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164】

其间，因为后金兵又发现“敌兵一队，距城稍远，屯树林内”，莽古尔泰“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及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165】

莽古尔泰更加担心，不得已又抽调还正在激战之中的“巴克什吴纳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木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166】

也许莽古尔泰临时调动部队的举动引起了参战将士的不安，以及“正白旗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突显又一路后金兵吃了败仗；加上战斗开始阿巴泰、阿济格和多尔衮不听指挥的“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可能也有“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167】的原因引起一些不满吧——总之，由于明军祖大寿部与袁、王的“复合”，使得包括莽古尔泰指挥有误在内的诸多因素一触而发，从而又造成了战场上后金兵的自乱阵脚，使得战局又向对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袁崇焕抓住这一时机，指挥关宁援军全面转入反攻：紧随袁崇焕入援抱必死之心的九千关宁将士“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

战果当然是令人鼓舞的：“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168】

应该说，广渠门大捷与袁崇焕革除“九边尚首虏”的陋规，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169】

关宁援军打败后金兵的捷报传到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然高兴，当即“颁发酒肉各数千斤，麦饼五万劳军。公先望阙叩谢，然后分发诸营，犹诣带伤诸将士所，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