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
其实，他的这些疑虑和担心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向前任皇帝提出来过：“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13】
对于袁崇焕的疑虑和担心，崇祯皇帝在批文中再次重复自己在朝堂上信誓旦旦对这位新任督师的承诺：“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14】！
有了皇上的“事事允诺”、有了皇上的“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有了皇上的“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还未到任，就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而兵变的原因则是朝廷的欠饷【15】。袁崇焕很快就平息了宁远的兵变，接着便着手整军练兵，他的目标是要把关宁驻军锤练成一支不仅能守也能攻、敢于和鞑子兵打硬仗打野战的铁军——整军效果十分明显，崇祯元年九月关宁兵在黄泥洼敢于与鞑子兵对阵并一举大败之的事实便是明证。【16】
在整军的同时，袁崇焕也开始了“五年复辽”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又不幸地按照着袁崇焕自己的预言上演着。
崇祯元年十一月，袁崇焕到任已三月有余，正值关宁驻军整军练兵热火朝天之际，可是朝廷又欠饷了：拖欠的数额竟达“六十八万七千两”【17】，而且一欠就是四个月之久，“强边必先练兵，练兵必先足饷，吾不能足彼饷，彼安肯为吾兵？”【18】朝廷欠饷如此，复辽谈何容易？岂止是欠饷，就连袁崇焕请求增买三千匹战马的银两，崇祯皇帝也是表面下旨应允、可一转脸就不认帐了【19】。
蓟州防务单弱，这在袁崇焕上任之初就已注意到了，所以才有一年半的时间里一再上“蓟门堪忧”的奏折【20】。但是，想不到崇祯皇帝对此却并不十分在意，所以才有他和兵部将这些奏折当作皮球儿戏般的踢来踢去。而上行下效，所以才又有蓟镇防务的更加松懈，更有袁崇焕派参将谢尚政率部到蓟州协守时却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遣归的可笑事情的发生【21】。
——在这里，皇上的事事允诺不见了，反倒变成了事事掣肘。
——待续——
第348章 知其不可而为的一面旗帜（二）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三）
续昨——
袁崇焕坚信自己过去奉行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和“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一复辽大计【22】，并且认为它仍然可以作为五年复辽的根本原则。在新的形势下，他更进一步完善其五年复辽的方略，从而又有“为商定恢复之谋疏”【23】的考虑。在此疏送达朝廷之后，如果上下一心合力实行，收复失地五年复辽应该说是大有可能的。
为了五年复辽的大局，为了有一段和平的时间加速完成自己新的战略部署，在皇太极求和之机，他不失时机地开始了与皇太极的第二次议和【24】。应该说，袁崇焕这次借议和而佐战守确有成效，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关宁的防务，而且已经着手解决棘手的皮岛毛文龙的问题。
皮岛设镇，空有牵制之名、却无牵制之实。其根源就在于皮岛主帅毛文龙专横跋扈、不听节制，多次暗中与金勾结、并借与金议和而欲中分天下图明自立，甚至大言不惭地发出“尔取山海，我取山东，两面夹攻，大事可成”【25】的叫嚣。崇祯二年六月，就在毛文龙欲以出卖皮岛军民为价码、准备投靠皇太极时【26】，袁崇焕在双岛会见毛文龙，在反复感以国家利益、动以思乡之情、甚至提出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方案而不得的情况下，在权衡“擅杀皮岛主帅”与“延误五年复辽”二者孰轻孰重之后，断然斩帅而彻底整编东江镇【27】。
崇祯皇帝闻讯，一喜一怒：喜的是终于有人杀了毛文龙这个“通夷有迹”、诸多罪行业已暴露多年却无人敢杀也无人能杀的奸人；怒的是袁崇焕竟然“不预请密旨”而如此专断、挑战皇权。但正在倚重袁崇焕之时，他终于决定隐怒扬喜，并连下两道圣旨对袁崇焕“褒谕倍至，不嫌其娇诏”，同时公布了毛文龙的诸多罪状【28】【29】。不过，这“怒”并不等于忘掉，它只是暂时被藏了起来。五个多月之后，它一冲而起竟成了袁崇焕被逮的一条罪状。
——那时候，皇上所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已经抛至脑后，原来这金口玉言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一点也顶不了真的。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道蒙古入犯长城。十月二十六日，金兵破大安口、龙井关；二十八日占汉儿庄；二十九日攻入洪山口，随即相继入塞向遵化进逼【30】。
袁崇焕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作应急布置：赵率教率兵四千增援遵化，随后即亲率九千骑兵星夜驰援京师。
十一月十二、十三两日，援军与鞑子兵在蓟州马升桥等地与东虏前哨对阵，初战即胜【31】。又两日夜赶到北京，比皇太极硬是提早两日列阵于广渠门外。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以九千人马又一次击败鞑子兵二万之众，保护了京师、保护了崇祯皇帝、保护了京城百姓（史称广渠门大捷）【32】；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在左安门再次击败皇太极【33】；十一月二十八日，袁崇焕又派兵夜袭退至南海子的皇太极大营，迫使皇太极再次退兵、逃至良乡、固安等地，终于暂解京城之危【34】。
然而在此期间，“袁崇焕暗通鞑子！”“袁崇焕勾结鞑子入边！”“投（逮）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 ”“袁崇焕斩帅践约”“袁崇焕引敌欲逼城下之盟”等等流言在无影无形中竟充斥在朝堂上下、京城内外……【35】
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正当袁崇焕准备派兵追摄鞑子兵时，崇祯皇帝却以议饷为名骗袁崇焕到平台，罗织几条罪名之后便将其下狱【36】。
——至此，皇上“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的承诺更是早就烟消云散，甚至已经变脸，露出他那自诩英明却眼光短浅、胸怀狭窄、个性暴戾、反复无常、“少推诚、稍舞智”【37】“聪于始、愎于终”【38】的本来面目。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刑场被凌迟处死，他的罪名是“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种种罪恶。”【39】“谋叛欺君，结奸蠹国。”【40】“通虏谋叛，罪不容诛”【41】。
这位为明廷出生入死、曾经数度挽救辽东危局的名将，是从北京城外广渠门战场上被逮进诏狱的。就在八个半月之前，他带领九千关宁铁军将士打退了皇太极十万金兵对北京的进攻，保护了北京、保护了崇祯皇帝、保护了京城里的百姓。而在八个半月之后，崇祯皇帝却下令将他处以极刑，那割剐下来的碎块又被受到愚弄而愤怨至极的京师百姓拿钱买了去，咬一口，骂一声【42】：“卖国奸贼！”
袁崇焕的遗骸，为其佘姓仆人偷偷收葬在广渠门内。而在只有一道城墙之隔的广渠门外，就是袁崇焕率领将士打败金兵的战场……
乃机哄了，（粤语：荔枝红了）
乃机锁了，（荔枝熟了）
缺云门得称忍乖翻磊了。（出远门的亲人该回来了）
……
这应该是袁崇焕心里的歌，也许还是他小时候母亲教他唱的歌——歌声里，他在东江边的水南村走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又在滕江边的白马圩长大成人并走上仕途。这也许又是他的女儿经常唱的歌——在女儿的歌声里，他带领关宁军的弟兄们修筑了宁远城，也筑就了他一生功业的基础；他打败了努尔哈赤，打败了皇太极，打退了数万金兵对北京的围攻。就是到了受极刑而不能说话的时候，他也许还在在心里唱着这首歌。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忠臣！
就是这样一位“不爱钱、不惜死”于国家立有大功、于朝廷惟有至忠、而于一己则不计毁誉只求“心苦后人知”【43】的大英雄、大忠臣，就是这样一位“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44】，从请缨出关到一步一步走上建功辽东的辉煌顶点，却因为崇祯皇帝自坏长城而惨遭极刑。他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拼死效忠的皇帝之手；他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流尽了血，却又被当作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叛徒。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死不能不重重敲击着当时人与后来者的心扉，也不能不为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所扼腕长叹！
袁崇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忠而见疑、功而受谤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壮经历，则是又一个让人心酸心痛更让人感慨猛醒的铁血故事；他也以自己“知其不可而为”的坚定信念和经历向世人向后人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勇者、一位君子、一位真英雄，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知其不可而为”的又一面旗帜！
“在中国的古语里，没有比‘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悲壮的了。”
的确，自古以来大凡抱持“知其不可而为”的人生态度并躬身践行的勇者、君子和英雄们大概都是这样，他们“怀着必死的决心，必败的估计，挺身而出，作出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努力，叫做知其不可，知其必定不能成功，知其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知其不能为很多人理解，其处境真叫恶劣了，而不放弃，而为之，仍然那样去做……没有他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后人的为而使之可，就没有历史的前进与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辉煌，就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与未来。”【45】
可是，人们也注意到了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这些勇者、君子和英雄们都是社会的脊梁和朝廷的忠臣，但他们又往往难容于朝廷难容于社会，他们的结局也大都是悲剧——孔子的累累若丧家之犬、伍子胥的被赐自裁、屈原的持节怀沙、诸葛亮的病死五丈原、岳飞的冤死风波亭……
又轮到袁崇焕了，他的经历更加悲壮，他的结局也格外凄惨。他和他之前的那些勇者、君子和英雄们一样当然不是第一个，但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不能不说到官场了。
古往今来，表面上看起来威威赫赫富丽堂皇的官场，实际上却是最肮脏的一处所在，就在这样的地方：勇者往往为怯者所嫉妒，君子往往为小人所算计，正邪之间的较量大多都做不到人们所希望的正不压邪，而是以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邪占上风的方式结束，正所谓“英雄终于末路，忠臣少有善终”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