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多说，也不必扭捏了，大司马——都说英雄爱美人，其实，美人更爱英雄啊。哈哈哈……”

“大人，皇上圣旨已下，袁蛮子死期也就到了，我们也就安心了……”一听周延儒说到秀儿，梁廷栋心里就痒痒；还特许他再选美人，他更是心花怒放。可他眼下还顾不着——这次来，却是专门为了袁崇焕的事。

“错！圣旨下了，只能说袁崇焕这个蛮子的死期近了，还不能说他的死期就到了。袁蛮子是不会马上就被送往断头台的——”

“为什么？”

“因为皇上还要等——”

“皇上还要等？还等什么？”

“大司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人站得高些，不就望得远了吗？你往畿东方向看，看到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了吗？它们还在鞑子兵的手里——皇上还正等着关宁辽兵去给他拿回来，可那些关宁辽兵又都等着他们的督师呐。想想吧，永平四城不收复，皇上会下旨要了袁崇焕这个蛮子的命吗？”

“啊，原来是这样……”梁廷栋这才明白过来，拍拍自己的脑瓜：“这么说，永平四城收复之日，当是袁崇焕断头之时了？”

“那是当然！”周延儒朗声笑道。

第328章 莫须有的十二宗罪

时大时小时急时慢、一连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老天爷也露出了笑脸——天蓝、云白、风清、气爽，但袁崇焕对这些却没有一点儿的感觉，下雨前的闷热、下雨时的潮湿以及雨后的风清气爽，他既没有感到不适、也不觉得又好到哪去：自从曹化淳向他宣读皇上先后三道旨意之后，他就一直呆呆地坐在那儿，无论下雨不下雨、也不管天晴不天晴，他都呆呆地看着窗外、又呆呆地想……

九宗大罪，再加上“谋叛欺君”、“结奸蠹国”和“通虏谋叛”三宗，一共就是十二宗，全都是大罪和死罪——皇上这是一定要治我袁崇焕于死地啊！

十二宗罪也真够吓人的，可居然又没有一宗有摆上桌面的证据。

“托付不效”——

这是在说“五年复辽”吗？，可从前年七月十四日的平台召对到去年十二月一日我袁崇焕被逮，才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因为鞑子破口这一突发事件而认定我托付不效，甚至是“召敌来”，这不太牵强太草率了？

再说，也就在这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袁崇焕还在为朝廷和皇上在辽东问题上还旧债呐：处置因朝廷欠饷引发的宁远兵变，这是一；重建被前蓟辽督师撤掉的锦州防线，这是二；还有三，更是一笔真正“召敌来”的巨债——在蒙古察哈尔西迁前后，皇上明显失策的举措帮着林丹汗把漠南蒙古部落推到了建州的怀抱，首当其冲的严重后果就是蓟门失去了或可依仗的藩篱，我袁崇焕虽然尽力挽救这一残局尽力在还这笔巨债，可终究还是填不了这坑也堵不住这窟窿啊！

况且，在还旧债的同时，关宁辽兵为“五年复辽”所作的准备与努力都摆在那儿，有目共睹，朝廷和皇上未必不知。就说练兵吧，关宁铁骑已初成雏形：从黄泥洼初试牛刀到马伸桥又获小胜，从宁锦大战时敢于背城与敌一战到广渠门背城大战且追击鞑子二十余里，尽管眼下还不能说关宁辽兵的野战实力已可与鞑子兵匹敌、但毕竟有了长足的进步——闻警即千里赴援是证明，广渠门大捷、南海子夜袭暂解京城之危也是证明，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战例会证明关宁辽兵的实力，也会证明关宁辽兵这一年半来为“五年复辽”所作的准备与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皇上应该知道：所谓“托付不效”的“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正像一个人走路，是要一步一步实打实地走出来，而绝不可能一步跨十步、跨百步甚至一步就走完所有的路。平台召对后我给皇上的奏折中就强调“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难道皇上全忘了？或者不认帐、竟要我一步踏去就平了建州？

常听人说“秋后算帐”，这还远远没有到“秋后”呢？不要说没有证据，就是“八”字那一撇也还没有写完，皇上竟也急不可耐地算起帐来了，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皇太极绕道破口，未必不是在赌。而既然是赌，就可能有赢，也可能会输。赢，也许是他的造化；可输了呢？他可能连沈阳也回不去了！这于我大明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皇上却连这样的机会也不要，又是为什么呢？

“专恃欺隐”——

我袁崇焕欺隐皇上？这说的又是“五年复辽”吧，然而五年复辽又何曾有一言一行的欺隐？平台召对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如果说那还只是一个大纲的话，那么十个月之后，我袁崇焕在答毛羽健五问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中，既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也回答了对“五年复辽”的种种质疑以正视听，哪一答不可行？哪一答是欺隐？

有人挖苦说“复辽复到北京城”，可这些人就不会动动脑子想一想：蓟门藩篱怎么被拆掉了？不然鞑子兵又怎么破口到了北京城？亡羊补牢，不找出疏漏在哪儿怎么补？朝廷和皇上失策既不自省、又无人敢问，谁能保证大明就没有下一个被拆掉藩篱的“蓟门”？就没有下一个被破口的“关隘”？一句“专恃欺隐”便欲掩盖真相，若真的再有鞑子兵下一次破口，还能挖空心思找出什么借口来搪塞！

有人说“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是我袁崇焕继“五年复辽”之后又一句吹牛的大话，想必皇上由此也认定我袁崇焕又在耍“欺隐”的把戏。不，这不是大话，更不是欺隐，这只是我在计划蓟州临战前向皇上表示的决心。计划中，我将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拖住他、緾住他，再等待援军四集围歼他。但却因我的研判错误以及皇太极的阴遁，而让计划落了空——这已是第二次落空了，第一次是赵率教援遵化，如果赵率教进了遵化城居城而守，随后赶到的关宁步、骑与其他援军围歼皇太极的地点就是遵化了——我应当为此错误负责，可怎么负责？打退皇太极对京城的围攻就是负责，最终围歼皇太极一举破解辽东之困局就是最大的负责。我只有率九千关宁铁骑间道在皇太极之前赶到北京，在京城寻机第三次背城与皇太极一战。而至于获罪，也只在于我袁崇焕违犯了“不得越蓟州一步”的圣旨、只在于没有能在蓟州拖住皇太极，而不在“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话。

“以市米则资盗”，“既用束酋，阳导入犯”——

蒙古察哈尔汗林丹西迁前后，皇上和朝廷都干了些什么？

林丹汗西迁之前，漠南蒙古诸部就曾经要求明廷出兵阻止，但明军却没有任何动作；而在林丹汗西迁并肆意攻击右翼蒙古诸部之后，明廷对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于是，受林丹汗攻击并对明廷失望的蒙古诸部，只有明里暗里转投建州、与之联合对付林丹汗。而且在开初，他们还都持一脚踏两船的态度：一方面向明朝求赏、一方面投靠建州。特别是在崇祯元年五月间发生了新平堡事件之后，明蒙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六月，皇上革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之抚赏；七月，塞外诸夷（广宁塞外有炒花、暧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喀喇慎三十六家守门诸部）以苦饥请粟，皇上不许；接着，皇上又痛下杀手、尽革其赏，诸部哄然。于是，（漠南）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尽折归建州。

这不？乱子闹大了——尤其是蓟镇三协喀喇慎三十六家守门诸部落与大明离心并转投建州，无疑使辽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危险——皇上自己挖了更大的坑、也欠下了更大的一笔债。怎么办？在其束手无策之时，幸好请出了“蒙古通”王象乾，让他出来再行抚驭漠南蒙古诸部落。

“抚西以拒东”，这是王象乾遵旨和我商讨出来的补救办法，是给皇上填坑还旧债的。尽管也还有些效果，但终究改变不了诸夷尤其是喀喇慎三十六家一脚踏两船的态度。可皇上“非友即敌”的考虑却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喀喇慎三十六家稍有风吹草动便让他变了脸。一听说喀喇慎部遣使团到沈阳与建州谈判议和、即使人家是与之结盟共同攻打林丹汗，皇上也绝不允许。所以，喀喇慎三十六家又以苦饥请在高台堡市米，我以为是笼络他们的好机会，可皇上却下旨严辞绝市。当我再次上疏陈述情由，皇上才又有“计口量许换米”的旨意。

的确，高台堡市米没有笼络住喀喇慎三十六家束不的部，它最终投靠建州并为其带路破口，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坑未填好、又有新坑，这是我袁崇焕的失败。但是，没有我违旨的任何证据，凭什么便给我硬扣上一顶“资盗”的大帽子？难道“计口量许换米”也资盗么？既然如此，我袁崇焕岂不成了“奉旨资盗”？这“资盗”的大帽子岂不是又扣到皇上自己的头上了？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笑的吗？

也有人常拿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的一些“见闻”说事，殊不知这些“见闻”本身就是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的流言。而流言却见不得阳光，常常在背地里肆虐。说事说到了拿流言当证据的地步，可见说事者的内心已经空虚无助，连捡一根鸡毛也要当令箭了。不是吗？

“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

谋款，即“和为旁著”也，是我“五年复辽”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复辽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其内容就在我与皇太极来往的几封信中，光明正大，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这样在与皇太极的周旋中，我的目的达到了：时间真的争来了一些，所以才有关宁辽兵的整军、练兵以及还债与填坑；所以才有一支敢打敢拼的关宁铁骑以及《为商定恢复之谋疏》的诸多考虑与布置；所以才有京师危急而关宁铁骑的千里赴援以及真正体现出关宁铁骑打则必胜的托付之效……

斩帅，也是我“五年复辽”的一部分，为复辽这一大局，我寄希望于东江，寄希望于即将设立的河东镇，也寄希望于东江镇的毛帅以及河东镇未来的领军人刘兴祚。如果毛文龙愿受节制或者起码能与我合作，那该多好！可惜的是，过惯了“山高皇帝远”日子的他不愿这么干，不仅对我“更营制、设监司、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要抵制，甚至还要出卖东江以及刘兴祚兄弟，在辽东形势多变、蓟门藩篱不再、皇太极步步紧逼的这种时候，为了尽快统一事权，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我不能不采取果断措施一杀了之！

很显然，谋款与斩帅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可无论是“和为旁著”还是在杀毛前后都允诺我袁崇焕“便宜从事”的皇上却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以谋款则斩帅”，甚至是“斩帅以践虏约”，多吓人的罪名啊！皇上忘掉自己的允诺虽说已多次，让人见怪不怪了，可就这两件事而言，也不想想：既然我袁崇焕斩帅是为着与皇太极谋款，而且有“约”，那在我与皇太极来往的信中为何却找不到关于毛文龙的一词一句！“约”既不存，难道皇上也要学那些说事者拿流言当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