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旨。”王承恩小心地踏上台阶，轻手轻脚地来到御案旁边，从朱由检的手里接过高捷那道奏章，认真地看了两遍之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御案上，这才退后几步，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
“怎么样？这个高捷他说得有没有道理呀？王公公——”朱由检问。
“有没有道理，臣不敢乱说，万岁爷。”王承恩了解这位从前的信王当今的皇上的脾性，也清楚自从建虏兵破口之后，他对袁崇焕和钱龙锡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说话十分谨慎。
“说吧，王公公。还照老例：说对了不赏，说错了不罚，朕就当你没说。”朱由检知道王承恩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并不怪他。
“万岁爷，那臣就照直说啦——”王承恩随即言道，“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所上的奏章，万岁爷也给臣看过，互相对比一下，原来高捷给钱阁老按下的罪状可谓不小，可所提的证据竟然只是从袁崇焕奏章中摘片言只语。比如钱阁老‘发纵指示’这一罪状，高捷所说‘龙锡低徊私商之句’，记得袁崇焕奏章中是这样写的：‘臣昨年过都下时，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由此可见，钱阁老只是听取袁崇焕的意见，并未表示可否，哪里能按上什么‘发纵指示’之罪？万岁爷，臣言及此，不知当否？谨从圣裁。”
王承恩说的有道理！朱由检静静想了想，提笔就在高捷的奏章上批道：
龙锡忠慎，岂有是事？高捷不得过求。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会被王永光、温体仁、周延儒以及高捷们所接受，一番策划之后，紧紧抓住皇上最痛恨的“结党”作为攻击点，高捷再上第二疏：
……臣因参秽辅，致被群排，忝荷赐环，涓滴靡报，
值兹羽檄旁午之会，目击奸逆朋比如此，拼死直发其谋。
至龙锡立心凶狠，素行贪污，嘱托把持，人人切齿。臣
在里门，已念闻之。今正不暇胪列也。
臣深知龙锡羽翼如林，死党牢布，此疏一出，祸不
旋踵。但求微忠获达，圣断聿彰，用以快上愤而绝祸根，
即再受刀俎无遗憾矣。
果然，奏章中“奸逆朋比”“羽翼”“死党”等与“结党”有关的字眼立刻就拨动了朱由检那极其敏感的神经。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钱龙锡的种种可恶，忽然觉得这个老东西并不那么“忠慎”；而再看高捷，也不是那么“过求”了。
他找来曹化淳，将高捷前后两道奏章都给他看，然后又问他同样的问题：“怎么样？这个高捷他说得有没有道理呀？曹公公——”
曹化淳和王承恩不同，因为与周延儒等有过特殊的关系，所以他对皇上的回答无疑正是周延儒们所需要的：“本来，督师与辅臣有书信往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互相之间的沟通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属于正常交往。万岁爷，不过这种往来与沟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是一心为皇上、为朝廷、为大明。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字：忠！
“可现在呢？不同了：前提没有啦！袁崇焕通虏、成了汉奸卖国贼，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为了谋叛——为了议和则斩帅，卖粮又是为了资敌，蓟州不战让皇太极长驱直入，带着喇嘛又要进京、干嘛？不是逼城下之盟么！这一条条一款款不都是为了谋叛吗？那跟袁崇焕有关系的人呢？就说这个钱龙锡吧，坐在首辅的位置上，竟然跟一个汉奸卖国贼书信往来、互相沟通，能逃得了通虏的嫌疑吗？
“万岁爷，再来看高捷的奏章，揭露袁崇焕的罪恶、直发钱龙锡的奸谋，为皇上、为朝廷、为大明的忠心跃然纸上——高捷，一个小小的御史，为了替国家除奸佞绝祸根，而不惧再受刀俎，这样的人，实属难得！反观袁崇焕、钱龙锡这些人，身处高位手握大权、却不思报国，甚至还甘心去作汉奸卖国贼。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能与高捷相比吗？”
曹化淳说的对！袁崇焕、钱龙锡与高捷，一奸一忠、地下天上，如何能比？朱由检这么想着，放下高捷的两道奏章，又唤人取来钱龙锡的申辩的折子，刚要翻开再看，忽然有人来报：甘肃巡抚梅之涣、总兵杨嘉谟带着援兵走到安定县，就有大部士卒鼓噪哗变，四散逃跑先后进山竖旗造反；延绥巡抚张梦鲸、总兵吴自勉统领的援兵也有不少陆续开了小差，致使援兵人数大减；山东巡抚耿如杞、总兵张鸿功的援兵也因为粮饷不济，士兵们到了良乡即驻足不前……
还没有听完来人的报告，朱由检的头都大了：“援兵不来，朕这城下之围如何得解？”伴着又惊又怕一起涌上心头的，自然又是臣下的无能了：都是内阁这群蠢猪，把朕的天下弄得一团糟，尤其是首辅钱龙锡这个老东西，竟也敢背着朕和通敌卖国的袁崇焕勾勾搭搭，朕还留你何用？
他看了一眼手中钱龙锡的折子，似乎记得钱龙锡在申辩的同时、也曾要求“引疾辞官”——“好！这就怪不得朕无情了，可都是老东西你自己找的！”——得意之余，便取了朱笔写下了“着致仕去”四个字。
第323章 暗流为何汹涌?
钱龙锡走了——人们以为高捷也该掩旗息鼓了，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王永光、温体仁、周延儒以及高捷们走出的第一步。
事态的发展当然要按着这些人的安排走，尽管皇太极的大军先后夺了畿东的香河、永平、迁安、滦州等城，尽管陕西山西两巡抚奏报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等已经渡河并在洪洞、赵城、汾阳、霍州、吉州、隰州、永和、石楼等为恶作乱，但许多朝臣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些，好像大明的安危于他们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想的更多的只是自己的得失，而皇上考虑更多的又是如何通过袁崇焕案、钱龙锡案挽回自己那天纵英明的颜面和至高无上的自尊，王永光、温体仁、周延儒和高捷们呢，又恨不得快些在袁、钱案中把水搅浑，以便更快地达到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钱龙锡虽然被罢了官，但黑手还在、高捷们还要借袁、钱案继续闹下去，许多事自然也要出乎人们的预料——
先是周延儒突然以皇上特旨入阁，已经让人们对这位生性机敏却又特别善于揣摸帝意的辅臣刮目相看了。
接着又有由袁弘勋发端从而开始的新一轮弹劾高丨潮丨，弹劾的对象换成了钱龙锡走后的首辅成基命，而因为皇上早就属意周延儒，所以成基命不得不辞官而去，周延儒如愿以偿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紧接着，被人们称作“柔奸”的温体仁也入了阁，而且也是因为皇上的特旨，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城府更深、也更擅长揣摸帝意、一旦与人结怨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小人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内阁辅臣的交椅，同样也眼睁睁地看着在此后七年里、自视甚高的皇上竟然“总是遭瘟”。（崇祯皇帝遭瘟，是当时京师的民谣——此瘟，即指温体仁，取瘟、温二字谐音之义，意为温体仁乱政、皇上受了蒙蔽，就像遭瘟疫一样。）
内阁中有周、温二人联手为恶，能踢善咬的高捷们更加猖狂了。随着这些人的肆虐，无论东林非东林，一些正直的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朝臣，比如都察院都御史曹于汴、工部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以及鞑子兵围京城时出过纰漏的兵部尚书申用懋、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前工部尚书张凤翔、郎中许观吉等等罢职的罢职、充军的充军、杖死的杖死、入狱的入狱……
再接下来，他们又要干什么呢？
该试探着翻逆案了！
这时候正巧皇上有旨选边才，他们便以推荐边才为借口，密谋拿王之臣和吕纯如二人投石问路，这二人因为依附魏忠贤而被列入逆案，在天启年间也都曾任职兵部：王之臣在天启七年正月以辽东经略到兵部管事，四月至七月专任兵部尚书；吕纯如也曾以兵部侍郎执掌过尚书事。王永光、温体仁、周延儒们的如意算盘，就像王永光所说：“倘得点用，则可渐次为翻案之计。”而一旦翻了逆案，逆案中的其他人自然也可陆续起用，他们的力量无疑也更加壮大了。
按他们原本所商定的，是由梁廷栋上疏推荐。可谁知梁廷栋回府之后，因为听了“猴精”梁庆长的一番话，又反悔了。
“猴精”说：“翻逆案是件大事，逆案中人等着翻案，和逆案中人关系密切的也等着翻案，卑职知道，王大人、温大人、周大人他们也想翻案，即使如卑职这等小人也在日想夜盼。可是，不知大人想过没有？这逆案自去岁三月十九日才公之于众、至今也不过一年多些的时间，皇上心里还牢牢记着呐。退一步说，即使皇上忘掉了，可大人这道推荐王、吕的奏折一旦呈上，朝堂上还有未被清除的东林那些人眼睛立刻就要瞪大了，他们也一定会拼命攻讦大人。这动静不就闹大了？皇上还能忘了他钦定的逆案？既然忘不了，或者又记起来，试想以皇上之天纵英明，还会自打耳光承认自己错了？那时候追究起来，又如何得了……大人前途无量，又何等聪明，难道就忘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俗话了？”
梁廷栋这一退缩，王永光便笑话他胆小怕事如“缩头乌龟”。
升职大司马不久的梁廷栋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只见他脸色徒然一变，当即反唇相讥道：“想必冢宰一定胆大，何不一马当先，既作我等胆小之辈之表率、又显现大人之英雄本色呢？”
于是，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王永光上场了——他也不是傻瓜，可让梁廷栋这一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不过，他并没有直接上书推荐，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吏部对天津巡抚人选的会推名单。在这份名单里，他一方面对皇上果断逮袁崇焕下狱、及时罢钱龙锡之职表示拥护并极力颂扬，一方面又在六名人选中，狡猾地将王之臣排在第一位，以此来试探皇上的意图。
面对这份六人名单，朱由检又好像迷糊了，显得非常犹豫。想了半日，他还是找来了周延儒。
周延儒自然是有备而来——他知道皇上召见是为天津巡抚的会推一事，也知道王永光玩的那种鬼把戏，更深知这中间的利害，而且此前梁廷栋已将“猴精”说的话转告给他，何况又有自己的门客所谓“大人乃首辅，千万不可为他人背骂名”的提醒呢。所以，他得小心谨慎，他得见机行事，他得保护好自己。总之，逆案能翻，他自然举双手赞成；翻不了，他也不能替王永光背上翻逆案的骂名，他要先把自己撇清了。为此，他又捡起过去对付皇上的那个老办法：“两面话都说、两面都说透”。也正因为此，他知道皇上怎么问，他也知道自己怎么答。
果然，周延儒刚进“省愆居”，还没有坐定，朱由检便将那份会推名单递给了他，同时问道：“爱卿看看，这六人如何？”
周延儒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阵、又想了一阵，这才答道：“皇上，这六人个个擅长边事，应该都不错。”
朱由检又问：“那……朕又该如何选呢？”
周延儒答：“皇上中意哪位，便必定是上上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