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一点袁崇焕早在宁远之战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才有天启七年宁锦大战时尤世禄等的奇兵出击，所以才稍后宁远城下明军的背城大战，所以才有崇祯元年袁崇焕赴任之初的黄泥洼野战……
尽管袁崇焕被罢后辽东人事有变、又有锦州城防被撤、更有辽东蒙、金、大明三方形势的大逆转，尽管袁崇焕在上任之后还在帮崇祯皇帝直坑还债，尽管当时袁崇焕也不大敢说关宁军一定能打野战打硬仗，但袁崇焕抓住了整军、尤其抓紧了关宁铁骑的训练，毕竟使关宁军的实力向前进了一大步——的的确确是长足的进步！而到了“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的时候，与后金骑兵对阵拼杀，收复我大明已失之土，岂不是水到渠成之事？
关于毛羽健所问“兵制”，针对其“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的疑问，袁崇焕明确告知，正因为粮饷有限，所以不敢求增，他只用关宁、东江、蓟门之兵为正、为奇、为援，已足平奴。边方有事，则“惟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而关于“粮运”，毛羽健从“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说起，又讲到现时朝廷的诸多困难，因此又有“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之问，袁崇焕于此也早有考虑：一是成祖北征远在绝塞，与我军今日在辽本土作战有很大不同，二是辽西粮饷一直靠漕运、海运，不似成祖时的车运畜运，三是即便锋指河东，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也似不虞转饷。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崇焕二答、三答的背后，正藏着他用间出奇、每骇观听的一个构想：从旅顺登陆在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打开缺口！
这一构想无疑是受到孙承宗的启发：“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
当时，他们正全力构筑宁远防线，以守关外而确保牢守关门。而后又是孙承宗因柳河之失被罢回乡，构想也自然成了空想。奉诏复出，袁崇焕又有了大展身手、将孙承宗的构想真正付诸实现的机会，所以也才有到京后他与辅臣钱龙锡会面时的所说：复辽“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而赴任之后，在与三大将和幕僚们的反复商谈中，他已经将复辽的立足重点移到了辽南，并且逐渐打消了修城筑堡由辽西向前逐步推进的想法和做法。（关于袁崇焕受孙承宗启发的这一新构想，网友牌位先生在百度“袁崇焕吧”有精彩的发言）
关于毛羽健所问“局势”，对于正为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建州而痛惜的袁崇焕来说，更有一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借此又重申其与王象乾所订“抚西而拒东”的方针，再一次向崇祯皇帝向明廷进言插汉“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而我并力于东”的主张，期望引起注意与高度重视。
对于皮岛的问题，当然是袁崇焕恢复之计中的重中之重：既然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既然孙承宗的构想更符合辽东的实际情况，既然复辽的立足重点与突破口已准备悄悄转移到辽南四卫，解决皮岛问题则既是燃眉之急也自势在必然。
在袁崇焕的印象里，天启六年前后的毛文龙判若两人——之前的毛文龙应该不是一个一无是处之人，他还是有功的。况且，其手下熟悉辽南地理形势的居多。所以，袁崇焕要在辽南立足，并由此打开复辽的突破口、而成东江、辽南、辽西“并举”之势，就急需毛文龙的配合；所以，袁崇焕说毛文龙“可用”，而且愿意作一个能“用文龙之人”；他当然也清楚毛文龙长期盘据皮岛所越来越疯长的专擅跋扈与不受节制，所以，他也必须作好“可用与不可用”两手的准备。
袁崇焕要仿效洪武年间马云叶旺率领水陆大军在旅顺登陆作战，大败蒙古纳哈出十数万大军——他的这种似隐似现的战略意图在其后的一道奏折中又一次得以显现：“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
战幕尚未拉开，布局业已敲定——应该做的：有的袁崇焕已经在做了，比如整军、练兵、集权、筹饷；有的他也开始并且尽力做了，比如抚西以拒东；有的还正在准备去做，比如察看海道、揆度地形以及解决皮岛和毛文龙的问题……
他有理由相信，五年复辽一定能够成功，他也一定能向皇上向朝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毛羽健所问“善后”，在其分析“辽不能复则祸不可言、而辽可复则苦不堪言”这种不复不是、而复亦不是之后，竟有“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之无端设问，袁崇焕对此只能笑笑：毛御史是不是太书生气了——说实在话，以毛御史之精明强干，岂有不知收复失土乃朝廷之本分及其意义所在？岂有不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真实内涵？岂有不知“今兵十二万、饷四百万，他日兵三十万、饷四千万”算法之大错？岂有不知“国不富民亦穷、然而仅仅是皇家内帑与众多皇亲国戚之财富，哪一家哪一户哪一处又何止以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或者千万计？”
皇太极和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时间太短了，因之留给人们对“五年复辽”的成与否可能会有太多的想象。但就袁崇焕的五答来说——的确在复辽的指导思想上开辟了新途径，它无疑是袁崇焕创造条件力争使辽东形势转化、进而向后金展开反攻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建树。
六，抚西部以拒东夷
明、金对峙以来，蒙古成为双方拉拢争取的对象，袁崇焕力主联络蒙古、尤其是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和漠南蒙古如喀喇慎三十六家诸部落。为此，他提出“抚西部以拒东夷”的方针【71】。力求以抚款换取北部边疆的安宁、进而也可成为藩篱而防止后金直趋辽、蓟、宣、大。
袁崇焕认为：【72】【73】【74】【75】
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以为我用矣。
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
虎之力量不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辽东而不足，虎之势安足以抗奴？脱有急，移于我之近边，彼此声势相倚，我为彼援。被皇上多年豢养，且自图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喀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狡猾，辽东无恙时，日肆攻劫，宁前一带路夙中断不可行，自受抚之后，顺多逆少。昨督师进而宣谕之，俱唯唯不复反矣……西款不坏，我得一力防奴。
抚存西虏，敌穷于无所入；出关用辽人之议，敌穷于无所导。
早在天启二年，就曾出关与林丹汗歃盟通款，随之使炒花、小歹青等部落也先后就款。至天启六年初，“虎部下有善为盗者，（赵）率教扑斩四人”【76】明与虎部之间的盟款出现危机。袁崇焕极力于弥补，道：“保得边疆无事，便是本性园明。”不仅致书于虎，劝导其与盟款相始终，而且帮虎“创修庙宇，整齐经教”。虎及诸部因此“俱倾心崇焕”【77】。
崇祯初，由于各种原因，明、蒙关系又出现了问题。袁崇焕在平台召对后，即力荐抚西有方的王象乾前往抚款蒙古诸部，并亲自抚慰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和喀喇慎三十六家。
就在喀喇慎三十六家等漠南蒙古诸部落脚踏两条船、摇摆于明、金之间时，袁崇焕仍然持积极拉拢的态度，在其遇灾大饥之际，即上疏请通市救命【78】：
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以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作藩篱。
应该说，袁崇焕“抚西部以拒东夷”的方针是有成效的：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欲西攻宁远，蒙古炒花“新统师入助”【79】；天启六年四月，闻后金又要来犯，袁崇焕约虎墩兔憨（林丹汗）来援，虎遂“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炒花之部亦西来合营。”【80】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领后金大军戟锦州时，袁崇焕又“令王喇嘛谕虎酋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81】
己巳之变中，固然有喀喇慎束不的部的为后金兵带路，其促成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尽管如此，却也有己巳之变前一位部落酋长把后金将犯明边的消息报告给明方的义举，而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袁崇焕关于抚西部方针的重大影响了。
——未完待续——
第362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五）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三宁远城和宁锦防线奠定了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
袁崇焕“守关外”“守宁远”的主张得到认可以后，在孙承宗的支持下，由袁崇焕定规制的宁远新城于天启三年正式开工，并于次年完工。
一座扼守在辽西走廊咽喉上的重镇建成了：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上宽二丈六尺、城墙址广三丈、城周九里一百二十四步——宁远，这座被后来的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禹称之为“内拱严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的新城【82】，一改广宁大战被毁后“城中郊外，一望丘墟”【83】的破败景象，以其突显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了山海关外的前卫重镇。再加上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四城十三堡的逐步修复、以及袁崇焕屯田政策的积极实施，使得战后一度沉寂萧条的辽西，又开始变得生机盎然了——至此，宁远防线已初具规模，为宁锦防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次年夏，根据袁崇焕步步前逼恢复锦州、右屯诸城的建议，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84】——至此，宁锦防线得以确立，大明的国防前线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宁远又成了内地，而且它既为山海关之前矛、又为锦州之后援，其战略地位在无形中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不仅如此，对于屯田来说，“自中左所以东渐宽，锦州、大凌南北而东西相方”【85】，比较宁前四城地隘人稠的缺憾，这里又显示出了恢复锦州诸城后的更多优势。
最为可喜的是，宁锦防线一经确立，整个辽西的局势便渐渐地稳定下来了，“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86】，人们也从中看到了守辽复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