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在“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策略原则下，袁崇焕还特别强调循序渐进，他所要求并真正期待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而前——正所谓“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也【64】。
他主张持久战，坚决反对速战速胜的妄想妄说【65】：
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与图之……
他主张创造条件，捕捉战机，实施积极稳妥的防御战略，坚决反对玩师轻举的盲目作战【66】：
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之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故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若贪一击之利与之交锋，从前之祸立见。
他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则求胜、守则求固，时时讲求实际、事事做到实处，坚决反对急功近利、草率行事【67】【68】：
战则死战，守则死守，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何忧夷哉？
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为患。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
——未完待续——
第361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四）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二主守而后战的新战略——袁崇焕在抗金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建树（三）
天启末后至崇祯初年辽东形势的第二次突变，给刚刚复出的袁崇焕带来了新的难题。
首先，就是替崇祯皇帝替明廷填还一年来挖的新坑、欠的旧债，比如要处理因为朝廷欠饷所引发的宁远兵变，比如要重建撤防之后又被后金兵毁坏的锦州诸城堡、恢复爱到破坏的锦州防线，比如要拉笼由于崇祯皇帝失策而被推向后金的喀喇慎三十六家推向后金、修复就快要被拆的蓟门藩篱，比如还要恢复已经被严重破坏的辽东军屯制度等等。
其次，自然是考虑如何实现“五年复辽”的大目标，比如整军，比如练兵，比如筹饷，比如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复辽计划、以及由此计划还要作出新的部署等等。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中，至少有两大问题既是直接地也更急迫地关系着复辽大业的成败：一是新的复辽计划，二是如何处理明、蒙、后金之间的关系。就在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过程中，袁崇焕提出了复辽的新构想、并重申“抚西以拒东”的大原则。这无疑更加丰富了新形势下抗金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是袁崇焕在抗金斗争中的新建树。
五，复辽新构想
面对明、金、朝鲜、蒙古四方形势的不断变化，袁崇焕及时地修正了自己关于守辽复辽战守的布置。
崇祯二年五月六日，也就是袁崇焕赴蓟辽督师任近一年之后，在其《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疏》等奏折中，他提出了五年复辽的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除了训练一支敢打野战的关宁铁军之外，还有在“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的设想，仿效“国初马云、叶旺之故事”、以期在“三岔旅顺之间，以揆度地形，规划进止”“东西合击”等等，而且也去掉了修筑大凌河城从而再往辽西方向推进的计划。
十分有趣的是，这个方案的表达形式，竟是基于袁崇焕对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五问”的“五答”（即《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疏》）。
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五问”是【69】：
督师袁崇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
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
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
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及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
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即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
对于毛羽健的每一问，袁崇焕都有了已经趋于成熟的考虑、或者早就作了周密布置——有的已经做，有的正在做，有的即将开始做，在赴任只有十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和部属们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五年复辽，重任在肩，他不能不付出全部的精力。
不是有人说他“好漫语”“既自欺又欺人”甚至“欺皇上”吗？
他呢，却只有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月平台召对后，有不少朝臣赞许他、鼓励他、支持他，但同样也有不少朝臣批评他、讥讽他、反对他。
他当然感激对他的那些赞许、鼓励和支持，同时也很重视对他的那些批评、讥讽和反对，他就在这些赞许、鼓励、支持以及批评、讥讽、反对之中不断地评判、验证和修正着“五年复辽”的具体方案。今天，他也终于能够把它写出来，交给皇上、交给朝廷、交给那些赞许、鼓励、支持以及批评、讥讽、反对他的朝臣们。他期待着更多地赞许，也期待着更多地批评，然而他更期待着的，是皇上的理解与支持，最起码不再朝令而夕改……
当然，对于军机大事，他更深知“可言者未必可行，可行者未必可言”以及“密成泄败兵家最忌”的道理，因此，在他的奏折里，他只能写他该说的，也必须隐去他想说却不该说的【70】：
皇上起臣田间，招对平台，臣感激知遇之恩！询平辽方略，臣覆之略期之五年。皇上神谟独见，不以臣愚，不以臣妄，微功得嘉奖过分。夫臣自天启二年役辽，与奴相持者六年。下手了手之招熟谂，不敢漫无成算而大言欺皇上哉！然臣五年之说出，而知臣者虑臣不能克期覆命，臣具收为药石而不敢以言求信。盖兵为阴符，可言者未必可行，可行者未必可言。况密成泄败兵家最忌！而用间出奇，每骇观听。乃忠稷者纷纷揣度，臣方惴惴于此，惧无以白天下。善哉！台臣毛羽健加意封疆，推心边吏，而以五问为臣发端也，皆臣欲中所欲言而中有不宜尽言犯泄者。就五问中可言者敬为奏答。
台臣之一问之方略攻守宜定也，臣愚谓兵者鬼神不测之机，难以一法治也。况我一执而敌转歧，则辽东今日当与台臣两说并用之。夫辽地残破之后，我之兵民胆气不振，不得不用渐法为守，故缮城治堡明烽远哨，来则守以老之，去则间以袭之，非久之可为，而我不得不为者也。若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俟军纪行于内而胆气溢于外，而求战雁门之收聚，至投石超距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利也。昔先朝故事之中可师也。
二问兵之多寡宜定也。臣愚谓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然饷之困矣，惟不能多，乃不得不缩而议寡。臣今计新饷之额与给兵士之数，仅可养兵十六万。而用为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两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两千为援。已足平奴。若边方有事，未便能以兵赴辽，且粮饷有限，不敢求增，臣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三问粮运之本折宜定也，臣愚谓自古馈士有饥色行师粮从不易之理。成祖出塞千里者三，皆苦粮运不继，故议车运畜运，又欲沿途作堡储之卒之，事未果成。然绝塞远征不得不而。今辽东建虏洊据我土宇，非塞外可比。臣今进，而锦、义与敌相逼在七八百里间，□□□□□□□叩招买截漕海运足供数年，未有他改也。他日恢复完全，□□□□□□□□□□□□□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似不虞转饷。□□□□□□□□□□
四问□□宜定也，臣愚谓奕先定势兵必相机，贵主谋也。臣昨更定将□□□□□□□□措施，但未明言而。三方五路用虏用鲜成效已可概见。臣有□□□□□异亦何能为同，夫插安能为我用，但得其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插而我并力于东，臣向之保举督臣王象乾制□□宣大意而。
盖□□毛文龙可用但未有用文龙之人，是以文龙亦谨以□□□。臣今欲完辽事，需文龙急也，倘按国初马云、叶旺之故事，则河东尤为扼要，以正为奇，断不能舍此而别求胜算，臣所以亟亟于东江之策画，谓欲复辽土，先通辽海为合力为用。而不知者谓臣假以数
袁崇焕的“五答”也就是《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疏》，既回答了对“五年复辽”的种种质疑以正视听，也向皇上、向朝廷报告了他复辽的行动方案。对其进行的具体分析，我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一文之“莫须有的‘九宗罪’”一节之二辨中已有陈述，转载如下：
关于毛羽健所问“方略”，袁崇焕从“辽地残破之后”的辽东形势说起，进一步阐述了他“主守而后战”的缘由，不是有人说他抱着“凭坚城，用大炮”和“守为正著”那一套、“只能守城，不敢出战”吗？他当然知道“守”并“非久之可为”，然则“而我不得不为”，为什么？形势使然！在当时的情势下，冒险轻进、浪掷一战，明廷已经有了萨尔浒、沈辽、广宁之三大战三大败，损兵、折将、失地前车之鉴犹在，难道教训还小、不足以作后事之师吗？
可是，“守”能够收复失地吗？
答：未必能够！
又问，敌若“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答：必须整军！尤其是要抓紧训练出一支能打野战能打硬仗敢和后金骑兵拼命的关宁铁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