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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为正著”即以守为主,具体说来又是力戒与敌野战,致力于固守坚城。道理也很简单:一是不可以短击长、浪掷一战——后金兵长于野战、精于骑射,而明军又“兵不习野战”,以己之短较人之长,轻举妄动冒险拼命,“贪一击之利,合属交锋,以前之祸立见”【56】;二是必须稳定军心民心——万历末至天启初明军与后金兵交战以来,三大战三连败,士气低落,民心不固,只有立足于守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后金兵锋,方可稳定住局势、稳定住士气和民心。

至于守的具体措施,袁崇焕道:“辽东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有形之险,颓塌不堪,实无可以固人心者。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策。”【57】

事实证明,袁崇焕以守为主的策略原则是正确而且有效的:它改变了过去明军以己之短较人之长的做法,扬长避短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这也是宁远大战中凭紧城用大炮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八年来贼始一挫”【58】,军心得以大振、民心得以稳固——明朝终于有了打败后金、改变颓势的第一次胜仗,它不仅证明了关外能够守得住,而且收复失土也是完全可能的。

“战为奇著”即以战为辅,乘间击惰。“守”而不忘“战”,相机而动时刻准备“战”,创造条件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其间更是离不开“战”。宁锦大战时,袁崇焕不仅已有“发奇兵逼之”【59】的布置,而且在宁远城下又有准备地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背城大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一战挫之”【60】,便是“战为奇著”的经典一例。

“和为旁著”即兼用和谈作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而已。古已有此不少例子: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到了时间,也积蓄了力量,到后来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与突厥议和,等到整顿好了军队之后才派李靖北伐,从而大破突厥……

不可否认,议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南宋与金之屈辱议和给后世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但应该明确的是:南宋秦桧与金议和,是向金称臣、放弃收复失地。而袁崇焕的议和,则是争取时间准备反攻从而收复失地。同是议和一举,却有根本不同的目的,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应当指出,在“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这一策略原则中,守、战、和三者是互为依存、互为前提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正如袁崇焕所说:“不战何守?不战不守而又何款?”因此,在强调“守为正著”时,不可忘记了战、忘记了“乘间击惰”“出奇制胜”;在考虑“战为奇著”时,又不可离开坚城大炮这个前提,更不可盲目出击、轻举妄动;而在起用“和为旁著”时,一定要有立足于战守的清醒认识:“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款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为争取时间更好地打击敌人服务的。

对袁崇焕议和持异议的网友常以“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非议诟病之。也有网友在袁崇焕吧发帖:“袁崇焕私自议和,犯下欺君大罪,理应斩首!”还有网友以《明史》中所谓“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61】为由附议:“更可笑的是,天启时,袁崇焕是主战派才上台,结果背著中央跑去议和”。

持这种说法者据了解还不少,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驳也值得一说的,概有四点。

其一,先看《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天启六年二月辛亥以及《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二月戊戌条下的两段记载【62】【63】:

(奴酋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臣正与经、督及内臣谋其能往者,万一此道有济,贤于十万甲兵。且乘是以觇彼中虚实。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

得旨:奴信虽确,防御宜周。其余阃外机宜,悉听便宜行事。

初,辽抚袁崇焕以奴死,虏信未的,奏遣喇嘛僧李锁南,以烧纸为名往侦之。

既而又奏:自宁远败后,旋报死亡,只据回乡之口,未敢遽信。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且谋算周详。而喇嘛僧慧足当机,定能制变,故能往能返。奴死的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不谓其慑服皇上天威,遣使谢吊,我既先往,以为间其来也,正可因而之间。此则臣从同事诸臣之后,定不遗余力者,谨以一往一还情形上闻。

得旨: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皆厂臣斟酌机权主持于内,镇、督、经臣协谋于外,故能使奉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

在第一个记载中,既有袁崇焕“与经、督及内臣共谋其能往者”的会奏,也有天启帝“阃外机宜,悉听便宜行事”的旨意;在第二个记载中,既有两个“奏”字,又有天启帝“朕甚嘉焉”批语。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些网友所谓“袁崇焕私自议和”的指责了。至于“中朝”知与不知,又岂能或因《明史》撰者的“粗心”或者忽视或者无视而作定论?

网友牌位先生在袁崇焕吧有帖“天启变脸实录”,立此存照如下:

天启六年九月,天启说:“阃外机宜,悉听便宜行事”全权委托袁崇焕

天启六年十二月,天启又说:“用间用缓修城修备此是实招”注意:同意袁崇焕“用间”来离间满清内部

天启七年正月,天启再次重申:“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请注意,同意“款”

天启七年五月又褒奖:“所陈战守之局,具见持重万全,凿凿中款!”

五月还在拼命夸奖袁崇焕,到了打完仗的八月,该论赏了,

“袁崇焕轻遣李僧,动出非常,茫无实效”“袁崇焕谈款一市,所误不小”“袁崇焕暮气难收,物议滋重”

皇帝永远正确的诀窍就在于变脸快,继天启皇帝之后的崇祯皇帝在变脸方面也不甘示弱,说变就变,自然也就保持永远正确的形象了。(牌位先生在袁崇焕吧还有一帖:“崇祯变脸实录”,与“天启变脸实录”交相辉映,很是有趣,从中不难看出这二位“天子”光鲜嘴脸的另一面。)

其二,再来看袁崇焕先后两次与后金议和(第一次是袁崇焕主动吊丧,第二次皇太极是主动上门)的往来信件(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包括李喇嘛的来往书信,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55种》),除了袁崇焕一再坚持要求恢复辽东失地及人口的立场,并驳回皇太极之铸印、封典所请等等之外,并没有任何狗苟蝇营甚至丧权辱国之举——说到底,袁崇焕无非想于探听虚实之后争取时间、修城修备为战守作好准备而已,连谕旨也未违背半分,又何来“欺君大罪”?

其三,至于“天启时袁崇焕是主战派才上台”的说法,似乎并不妥。因为谁都知道“主守而后战”乃袁崇焕一直坚持的战略,说他是积极防御派倒不错,说他是主战派,恐怕谬之大矣。

不过,一句“才上台”似又表明这位网友倾向“主战”,这在关于袁崇焕的新一轮争议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什么宁远大战“龟缩城内,堵门不出”啦、“不救觉华”啦,什么丁卯之役“不救朝鲜”啦,“不救东江”啦,什么宁锦大战“不救锦州”啦,什么蓟州“避敌不战”啦,什么北京城下“逗留不战”啦等等,时不时便出现在相关的贴吧和论坛上,借以证明袁崇焕“不动如山”不愿战、不敢战、置明军与百姓性命于不顾的种种罪恶。

我因此有如下一说——是战?还是守?这一个问题其实在三百多年前的当时就已经解决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广宁惨败之后,明廷上下过去那种‘摧战捣巢’‘一举荡平’努酋、以求‘速战速胜’的论调几乎绝迹,只要能守住关门便是完全之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是一派的观点;还有一派,同样也讲守,只是此守与彼守不同,这一派讲的是“主守而后战”,也就是袁崇焕与熊廷弼、孙承宗他们的观点。

一些网友的所谓“主战”,其实还是当年广宁大战前明廷上下的主流意见、以及己巳之变后崇祯皇帝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快快驱敌兵于国门之外的态度,并以此批判斥责袁崇焕的“不动如山”不敢战及其造成的“恶果”——这种意见与态度自然都立足于“收复失土”“保社稷”“爱大明”或者说“爱国”的基础之上,没有人能说错,也没有人敢说错。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已有袁崇焕死守宁远、宁锦的战例,所以这些网友所说的“战”,也许指的只是进攻、与后金兵一刀一枪打野战吧。

可是,是袁崇焕不敢进攻不敢打野战吗?

答案很简单: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想一想三百多年前辽东形势的演变以及一次次对明朝不利的突变,想一想在这些演变与突变的情势下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略,想一想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各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想一想不分阶段不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而盲目轻进浪掷一战的后果,想一想万历末与天启初的萨尔浒之败、辽沈之败、广宁之败,想一想己巳之变后的满桂德胜门之败、永定门之败、申甫卢沟桥之败、刘一纶遵化娘娘山之败……就应该明白了。

高举“收复失土”的大旗,却收复不了失土;高举“保社稷”的大旗,却保不了社稷;高举“爱大明”“爱国”的大旗,却毁了“大明”亡了“国”,难道这就是“主战派”们的选择吗?

其四,袁崇焕“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的问题,常见一些反袁人士动不动就搬出《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的“史料”,作为重磅炮弹向挺袁者乱轰一气。

我因此又有一说——殊不知,这些炮弹(“史料”)的出处,却是崇祯三年刊刻的以诬陷袁崇焕为能事的一本小说《镇海春秋》,这要摆开说起来,岂不要大煞风景了?

关于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我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镇海春秋〉是史书吗?》《倍受追捧的一些“史料”原来是捏造的》等文中都有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相信读者朋友们看过之后,也许都会有一种共同的体会:看来,今后读史书也得要小心,一不留神就可能掉进撰写者有意无意挖的坑里去了。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历史作出各种假设:

假设《镇海春秋》就像有人“郑重其事”鼓吹的那样是一本货真价实的史书;

假设《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的记载都是经过撰写者认真考订过的真实的“史料”;

假设三百多前的蓟州就是有一个东西方向的“一线天”、就是一个象“华山一条道”那样的天险,袁崇焕就是在蓟州“是夕敌至,牛酒犒劳”礼送皇太极数万大军过境;假设……

那么,可以肯定:袁崇焕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或者,按一些反袁人士退一步的说法,袁崇焕无能误国,至少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三百多年以来关于袁崇焕的所有争议,都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但很可惜,历史却没有假设。

而竟然非要违背历史事实作出这样假设不可的人,我想:不是糊涂虫的话,那就一定太精明了,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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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之孤城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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