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战局更是一再败坏，最后只有无可奈何地被逼处在“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的局面【33】。在这样形势之下的明军，遂不能在战场上与后金铁骑争锋，正如前述：“辽事”已经被迫进入战略防御的态势了。
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请缨赴关，开始了他七年时间的抗金斗争。
现在来看一看袁崇焕在七载抗金斗争中，对上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战略的实践与阐述。
天启二年六月，袁崇焕到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选其中三千精壮为兵”；同时提出救援被后金围困在十三山的十多万辽东难民的建议；稍后，又提出在宁远筑城的意见。对此，内阁辅臣、兵部尚书孙承宗高度赞赏并大力支持：“有关内之辽人，有关上之辽人，法当藉其拳勇尽募为兵，置之中前二屯，渐及宁远，更择其有家口者为屯牧。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又有关外十三山之辽人义民十余万，因山为寨以待救援者是也。法当如袁崇焕议，驻兵宁远、觉华，迎护以归，强者为兵弱者屯牧，此复辽之资也。”【34】
不久，孙承宗自请督师蓟辽，出镇关门。在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在督理筑城宁远的同时，更致力于接应和安置从后金逃回来的辽人。他将安置辽人与军屯结合起来，大力抓屯田，“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35】
这年九月，赴任不久的孙承宗用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谋，坚守宁远——明朝国防前线自然前移二百里。由此，“凡战守之具，自关门渐移前屯，自前屯渐移宁远。袁崇焕领三参将，经营宁远。简阅宁前以西可屯之田五千余顷，官屯其半。诸部将轮防边堡以护屯。辽人出关者又十余万。车牛属途，轮蹄相续，城堡辐辏，如承平时。”【36】
天启四年二月，“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37】
同年，宁远城迄工，遂为关外重镇，“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38】
根据袁崇焕后来回忆：“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辽人为兵，即王经略所收十三山归附辽人。时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而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耕种，三年积粮至十余万。”【39】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恢复和加强军屯制度，在辽东不仅可行，而且有效——兵足粮足，兵强马壮，民足粮足，民心所向，以宁远为中心的河西军民元气业已逐渐恢复，从而为后来的宁远大战和宁锦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五年夏，“待种种准备既具后，崇焕又建议承宗，遣将率兵进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要害，繕城廓以居之。”【40】并且进一步推行屯田——明朝国防前线无形中又前移二百里。由此，宁远又成了内地，明军与后金攻守则在离山海关四百里之外了！
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罢，以高第代。
高第刚上任，便一反孙承宗、袁崇焕守关外的正确主张，尽撤锦州等城城防。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兵西渡辽河犯宁远，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副总兵朱梅、总兵赵率教等宁前军民誓死守，大败后金兵。
同年二月，袁崇焕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山海等处。
升职以后的袁崇焕在推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方面又向前进了一大步：一方面，他加大了力度将前朝军屯制度这种传统的制度，创造性地应用于非常形势下的辽东实际；另一方面，他不仅认真总结前朝经验，也不仅积极实践，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对此屯、守、战的基本战略作出了深入系统的阐述。
袁崇焕一直把“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与“主守而后战”的战守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辽人守辽土”即以辽人为兵；“以辽土养辽人”即以辽人屯田——他认为：这可以有效地利用辽东当地的人力与物力，既可安抚边民，使敌欲进而无所导，又可逐步地减轻朝廷的负担。它是以恢复辽东失土为前景，因之是支持长期战守的长久且可靠治本之法。
且看袁崇焕在天启六年、七年一些上疏的片断。
其一（天启六年二月）【41】：
请以十万五千官兵，汰为八万，以二万留关内，六万布关外。宁远添二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而宁远以东，仍安哨探，令就地为耕，有事仍收还。宁远南兵脆弱，西兵善逃，莫若用辽人守辽土。
这是“用辽人守辽土”就地取材、解决裁汰冗兵以及弥补“南兵脆弱，西兵善逃”缺陷的有效举措。袁崇焕此举点到了“客兵”往往多败的要害，也是他一系列关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论述的开端之篇，实在难能可贵。
其二（天启六年八月）【42】：
关内兵马不满三万，必足三万，始可为关外之劲。关外则六万余，兵之马骡三万八千余，兵与马见在关外者俱未有此数，候增而补之。往时当辽事者，或索兵三十万、二十万。臣今定于六万余；稍益之，修筑之班军耳。岂好用寡哉？但赋穷于无可继，役又不堪再。藉以辽人守辽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饷、干草、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石零，料四十七万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西部以拒东夷。来岁屯种之所入，可以渐减海运。坚壁清野，以为乘间击惰，以为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
“往时当辽事者”唯恐将少兵寡，而又愁于供饷之艰难；袁崇焕却要求减兵减员，而且期以渐减海运。何也？他是在寻找走出“赋穷于无可继，役又不堪再”这种困境的途径。这途径就是“以辽人守辽土，上下井牧之相附”——照此途径坚定地走下去的结果是可喜的：兵源有了，而且“寡而有多之用”；军粮有了，屯种之所入“渐减海运”。也正因为如此，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抗金复土之大业也便水到渠成了。
袁崇焕在这道篇幅很长的论治标治本之法（亦即论辽东兵马钱粮）的上疏中，提出了屯、守、战作为守辽复辽的基本战略，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是袁崇焕眼光独到、见解精辟，也正是在如此独到精辟的认知基础上，他创造性地继承、恢复并发展了明初的军屯制度，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其三（天启六年九月）【43】：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兵家正法，势在必屯田。臣欲另请屯种农具，恐未有见便钱粮可应臣求，臣请岁运本色四十余万之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钱，应计银十万两。即于是月内解至宁远，预买牛、买具、积秽、积膏。而镇臣赵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畅农情，合此中之六万者兵乎，孰知其皆农也。人谓兵安可以为农？臣正谓不能为农者，定不可以为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获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地无遗利，人有余粮。一年余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生，始得以有其人，人为我有，而敌不足图也。
明初辽东设立军屯制度，目的在于突出其军事地位以及解决军粮转输尤其是海运的困难，所以袁崇焕特别强调“兵家正法，势在必屯田”。而所谓“寓兵于农”“不能为农者，定不可以为兵”，说的是兵与农的关系，又是在辽东这一特殊地区以及在当时的非常形势下所必须强调的。关于这一点，袁崇焕在其后的一道奏折中还进一步作了阐述，比如——“今调募到者俱游手也，不以屯系之，而久居世业，倏忽逃亡，日后更能为调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则着身无所顾，乏恒产安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此见贼辄逃者，此皆乌合无家之众也。六不便。”又比如——“兵以屯为业，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为土著，而免征调之骚扰。便二。”“屯则人皆作饬，而游手之辈不汰自清，屯之即为简之。便三。”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说到“其耕而获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地无遗利，人有余粮。一年余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生，始得以有其人”，这更是说到了在辽东大力推行屯田的主旨——“人为我有，而敌不足图也。”辽土养辽人，辽人守辽土，归根结底只要有了人，守辽复辽何足道哉？
袁崇焕在其奏折中还特别提到了赵率教，这自然让我们想起赵率教初守前屯时实施屯田的功绩：“三年积粮至十余万”！有这样的榜样在前，与辽东战守有着紧密关联的屯田还能搞不好吗？
屯田有了成效，不仅军粮有了保障，而且兵源也有了着落——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守、战的基本战略就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如此坚持实行下去，“辽事”也一定能够从战略防御逐步到战略相持再转变到战略反攻，正如前述：守辽复辽的大业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四（天启六年十一月）【44】：
自镇守宁远总兵赵率教称，自努酋发难，征调边兵，成效已可概见。而该镇费安家与盔甲、器械、马匹，且沿途行粮，疲苦驿递，将领统驭无法，为毒有不堪言者。况正军未必肯来，展转而雇此惯逃之游手，平时原无固志，临敌必定先奔，在此徒张空名，处彼已捐实绩。本镇熟思，合以宣、大、山西三镇客兵尽行撤回，即募无粮之辽人照数充补。一以免省直各镇征调之累；一以坚辽人效死之心。
该职看得东事调募以来，酿无穷隐祸。乃所调之兵，宁但不能为辽援，而主客不安，先已为辽扰，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无人公言之者，以事关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谁执其咎？臣与镇臣共辽事而为执咎之人也，意欲稍破万议，撤回客兵，即招辽人以填之。一转移间，彼此两利，事之至大而不容时刻缓者也。
在这一篇疏文中，袁崇焕在叙述前面曾经提到“南兵脆弱，西兵善逃”的弊端之后，冒着事关封疆一旦事生便可能大祸临头的风险，正式向朝廷提出了“撤回客兵，即招辽人以填之”的意见。发他人不敢之言、做他人不敢之事——仅此，也可见袁崇焕敢于负责的品质了。
文中提到“一以免省直各镇征调之累；一以坚辽人效死之心。”，更是点睛之处，说出了关乎“辽事”成败的诸多关键因素之一，这也是袁崇焕多年来一直坚持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基础。
其五（天启六年十二月）【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