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熊、王二人却为战守发生了激烈争执。熊廷弼主守，提出了一套防御战略，即“三方布置策”：一是设重兵于广宁，迎击建虏主力；二是在天津、登、莱置舟师，从海上牵制；三是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节制三方。等待各镇兵马大集，三方并举、实行战略反攻【13】。但王化贞却主战，他不顾当时敌我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况和主客观条件，也不管是不是可能，竟向朝廷请求：“愿以六万兵一举荡平胡虏！”甚至许下诺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14】明廷速战速胜论当然又让王化贞占了上风，致使熊廷弼的战略无法得以实行，关于辽西的战守自然也就处于混乱状态。
努尔哈赤因此又有了机会，大举进军河西，先战西平堡，接着围点打援，致使广宁十几万大军惨败，王化贞弃广宁逃跑，遇熊廷弼于大凌河，尽撤关外明军，悉焚积储，护溃逃兵民入关。努尔哈赤则轻取广宁，又遣军追到锦州，而其游骑更是远到宁远、前屯，几至山海关下——这是明金之间大规模冲突的第三场大战，后金兵步步进逼，明军则节节败退，以至于退无可退。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在辽沈之战中大败，在广宁之战中大败，三大战三大败、河东尽入敌手、河西败局已定、山海关也岌岌可危，“京师戒严”【15】——这就是天启二年在前二次大战惨败辽东形势已经变坏后、又因为广宁的第三次惨败从而导致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也是紧随上述第四阶段而来的天启初至崇祯初辽东形势的第一次突变。
也正因为广宁惨败后王化贞、熊廷弼尽撤关外军民的轻率举措，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矣”【16】，明朝基本上失去了对关外河西大片国土的实际控制权。显然，明军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进而如果山海关再有什么闪失的话，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但形势终于有了出人意料的改观，不仅山海关没有什么闪失，而且河西的大片国土也都失而复得，明廷在宁远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还有了天启六年在宁远、天启七年在宁锦两次打败后金的辉煌战绩。
想不到六年之后，也就是崇祯元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朝辽东形势又发生了第二突变。
在此期间发生的几件事，对辽东形势的改变来说至关重要：一是蓟辽督师王之臣撤防锦州；二是蒙古林丹汗察哈尔部西迁对漠南蒙古诸部落无情打压；三是宁锦大战后一度陷入困境的皇太极，趁机软硬兼施拉拢漠南蒙古诸部落；四是崇祯皇帝明显失策的举措，把曾经被称为“蓟门藩篱”的喀喇慎三十六家等漠南蒙古诸部落推到了皇太极一边。【17】【18】
这些事搀杂在一起特别是林丹汗的一打、皇太极的一拉和崇祯皇帝一推，不仅让困境中的皇太极得以脱身，而且使得河西六年稳定的形势又一次变坏了。（详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之三：“辽东形势大逆转：究竟是谁成全了皇太极？”）
在辽东形势又一次变得于大明不利的情况下，新任蓟辽督师一方面替朝廷替皇上填坑还债，一方面又在抓紧备战、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与此同时，他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出了具体可行的复辽实施方案，并且提出了用间出奇的新构想。
为了统一事权、为了使东江能真正起到牵制作用，新任督师曾苦苦劝说毛文龙同心协力复辽，在难有成果甚至作出让步也不能唤回其良知的情况下，他只有将这个专横跋扈不听节制、虽曾有功却堕落到“通夷有迹”甚至要出卖东江的土皇帝果断杀之。
东江有为，指日可待。
辽事可为，箭在弦上——能够抢占先机者便有了顺利的开端。
但是，抢在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困境的皇太极：包括喀喇慎三十六家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落的背明投金，“藩篱”尽失而致蓟门洞开，让皇太极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己巳之变。
后金兵绕道蒙古，从蓟门破口、第一次入犯明朝之时，辽东形势的第三次突变就已经开始了。
第359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二）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二主守而后战的新战略——袁崇焕在抗金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建树
在辽东形势第一次发生突变、危急已迫在眼前的情况下，明廷上下惊惧失措、京城内外慌恐不安、官兵视辽东为死地。就在这时，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挺身而出请缨赴辽，肩负起了抗金的重担——这个小人物，就是袁崇焕。
他纠正了明廷在辽东战守方略上的一些重大失误，并且提出了一个新战略，从而导演出了一出又一出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生动活剧，遂使辽东形势第一次突变下的河西战局得以迅速改观。
袁崇焕的新战略，就是“主守而后战”【19】。
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是袁崇焕经过长期研习、调查、积累并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所逐步总结出来的——明自万历四十六年至崇祯二年这十二年间，专任辽事者先后计有杨镐、熊廷弼、袁应泰、薛国用、王化贞、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袁崇焕等十人【20】，但也只有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三人真正认清了辽东形势的演变，也真正认识到了明廷在“辽事”上已经被迫进入战略防御的态势，他们因之采取以守为攻、相机进取、逐步收复失地的方针，并致力于“尽可能地保存自己力量，消灭敌人力量”【21】。而三人中，在接连遇到辽东形势突变的困难情况下，力争使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并创造条件准备战略反攻、且事功显著者，当属袁崇焕。当然，这也是袁崇焕在不断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熊廷弼、孙承宗所形成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结果。
“主守而后战”新战略的基本内容概括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守关外以保关内，步步推进
广宁惨败之后，明廷上下过去那种“摧战捣巢”“一举荡平”努酋、以求“速战速胜”的论调几乎绝迹，只要能守住关门便是完全之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种声音的代表就是替代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他一到任，便持“弃关外不守”的主张，并且极力倡议在八里铺“再筑一城”【22】，甚至美其名曰：关外有关，墙外有墙，“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23】
王在晋这种避敌不敢战的主张，与其前之王化贞在逃入关内后所谓“画山海关为守”的论调（见广西师范大学覃延欢论文《关于袁崇焕评价的几个问题》）、及其后之高第所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的说词（见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石斌论文《试论爱国名将袁崇焕》）、又有其后之王之臣所谓“撤锦州城防”的行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明廷上下大有市场。
袁崇焕认为王在晋的主张“无远略”，其筑重城于八里铺的倡议更“为非策”【24】，并且提出了自己“守关当于关外守之”以及“守宁远”的意见。
他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之后，强调了防御的必要性，指出：后金“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余年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不能。”【25】同时也指出：“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26】因此，他认为：一，只有依据辽东地形，凭险筑城防守，才能稳住人心、安定边陲。二，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关门要害也”【27】。而放弃宁远，则关外难守；关外不保，则不但辽东失地收复无望，即山海也难固守。所以关外不可轻弃，宁远势在必守。三，守关外的关键还在于为收复失地作准备打基础，是一边守，一边备战，并在条件许可时又一边向前步步推进，稳扎稳打以收恢复之效。而弃守关外的实质是不敢战也不想战，更不要说收复辽东失地了。
守与弃守，战与不战，于此也可见高下优劣。
袁崇焕的意见得到了内阁辅臣兼兵部尚书的孙承宗的全力支持，他指出：“拒贼于门庭之中，与拒贼于门庭之外，其势既辨；而我促贼于二百里之外，与贼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势又辨。”【28】情势的确如此，守在宁远，既可形成一段缓冲地带，避免山海关直接被兵；又可进者宜攻、退者宜守，进退主动权尽握己手、敌人“即或越一城而前，宁城已缀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抵关门不顾，而前有坚城，后有勍兵，自可立见扫荡。”【29】
也正因为此，“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30】在袁崇焕和孙承宗的共同努力下，辽西局面一度改观，辽东形势在数年间也向着有利于明朝的方向发展。
为了能够顺利地步步向前推进，宁远战后不久，袁崇焕特别设计了一个方案：他命赵率教统兵驻守前屯为后援，又命满桂统兵据守宁远为前锋，并打算第二年再由赵率教出据锦州为前锋，而满桂则为后援。就这样两镇逐年换防，交替推进，互相为援，从而一步步地恢复失土……
对此，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31】：
经、督、镇向止以关门为信地，宁、前以东，俱住防兵马、哨探、屯种而已。今皇上敕臣驻札宁远，则既复之地便当分认，设立专官，未复之地宜分头探哨，渐图恢复。赵率教则驻前屯，领中军，关内俱其信地，后劲属之；满桂则住宁远，领中右、中后，其信地也，前锋属之。二镇各逐堡修理，计地授田，哨探远而烽堠明，地日辟而饷日减。明年复几城，又具题分信，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守关与复地不得作两截工夫。
对于每一场战役，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为了保证步步推进的顺利实施，他以不怕死不畏难的气慨豪迈地说【32】：
战则死战，守则死守，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何忧夷哉？
显然，袁崇焕守关外以保关内的主张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又着眼于收复辽东失地、以期徐图大举的积极防御的战略举措，第一次把战与守的重点及其关系给予明确清楚地阐述，与王在晋之流只言守不言战更不敢战的消极防御乃至避敌逃跑的主张有着明显而且根本的区别。
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
袁崇焕在向朝廷上疏言及战守方略时，曾经一再指出，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应该说，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节省人力财力的正确方针，而且是坚守关外进而恢复辽东失地的具有战略性的根本大计。
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度，而卫所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军屯制度——明之前期，明军之所以多次打败元蒙残余势力的挑衅和反扑，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卫所制度与军屯制度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然自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渐坏、军屯制度多弛，军食困难，明军的战斗力不断削弱。而至明之后期，卫所制度和军屯制度被严重破坏的可怕后果，就是边防的溃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