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袁崇焕何尝不战？又何尝不想战、不敢战？是袁崇焕不能浪掷一战让弟兄们白白地去送死——皇太极破口之初及后来的情势也证明了这一点：满桂、侯世禄的一败顺义，二败都门；申甫的惨败卢沟桥【148】；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的永定门全军覆没；刘之纶的遵化娘娘山溃败【149】……教训不可不汲取，明廷和崇祯皇帝等待的和想要得到的应该是最后的完胜，而不是眼前一场又一场让无数将士们无谓的牺牲！

战，袁崇焕能做到的已经做到了；不战，袁崇焕该坚持的也坚持了——可是，什么是战？什么是不战？什么时候战？什么时候不战？这无不关系着京师和大明朝的安危，崇祯皇帝即使不知兵法不懂战守，也应该仔细掂量想一想问一问吧！

——待续——

第357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九）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十二）

续昨——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七辨“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说到当时就已援兵四集，这明显是在胡说八道了。

真实的情况是：当时赶到畿东的只有区区五路援兵——刘策、曹鸣雷的保定兵五千、尤世威的昌平兵五千、侯世禄的宣府兵五千、满桂的大同兵五千以及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九千（入援步兵另计），总共不到三万人马。其他各地应召入援的援兵都还在路途上，不知何时才能到京城呐！

再者，随关宁骑兵一道入援的一万多关宁步兵，已经派守相关府县【150】；尤、侯、满三总兵分守昌平、三河、顺义；刘策还密云【151】；曹鸣雷协助麻登云守蓟州——如此布防，不仅朝廷未提出不同意见，就连崇祯皇帝征询孙承宗意见时，孙也称赞道：“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率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候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信地，势如排墙地密，层层接应，可为都城前矛，辽兵后劲。此为得策。”【152】，崇祯皇帝甚至专门下旨褒奖肯定【153】，为何转脸便不认帐了？

有人说分守各城会让皇太极各个击破的，何如各路援军会合与敌决战！其实，分守各城为的是稳定畿东乱了的军心民心，而稳定的畿东又是我军最后打垮敌人的重要保证；况且，一城一地的阻击更可以拖住皇太极，时间越拖得久，鞑子兵必然师老匮乏锐气渐消，待援军云集，围歼皇太极，岂不胜券在握？再看当时的五路援兵，人马还不到三万，不要说打败两倍于我的数万以野战见长又士气正盛的鞑子骑兵了，就是能不能保住不被吃掉，恐怕都难说。要知道，皇太极气势汹汹正要寻机找我各路援兵一决高下呢。

关于刘策还镇密云的问题，是袁崇焕在派关宁步兵分守畿东相关府县的疏文之后、又特别提到的【154】：

惟西协石（石塘岭）古（古北口）曹（曹家寨）墙（墙子岭）四路，亦与敌共之，但争内外耳。方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俟酌定而后入报。

兵部对袁崇焕的报告评价甚高，对他所提到的西协四路问题，也表示同意固四路而断敌入犯之危的方案并提出密云与平谷之外另有援兵可派的意见【155】：

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后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恐。今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则尚有各路援兵可听调遣，知崇焕必有以善用之矣。

袁崇焕疏文中的“方与督臣计”，似是指蓟辽总督刘策，而兵部疏文中的“今与督臣计”则明显是指袁崇焕。在他们“酌定”“入报”之后，又有崇祯皇帝褒奖肯定袁崇焕之分守方略并“刘策着还镇”的旨意【156】：

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援，着各方略，殚力奏功。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榷议，速奏。

可见袁崇焕的分守方略至少对安定军心民心以及保护陵京根本，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刘策之还镇，又是出于对西协四路尚恐疏虞的担忧——有论者讥讽袁崇焕：“是不是担心皇太极会绕出长城再从西协攻入大明呢？”三百多年后的今人当然知道当时皇太极并没有分兵破西协四路之“口”，不担心那里的防守疏虞肯定有道理。岂不知当时的当事人袁崇焕并没有如此之“先见之明”？又岂不知崇祯十一年九月，后金兵第四次入塞，便是兵分两路破口，其中被破之一口，便是西协四路之一的墙子岭【157】！

八辨“潜携喇嘛（僧）”，“暗藏夷使”——

喇嘛，指的是锁南木座，又称李锁南、李喇嘛，就是宁远大战之后带使团去沈阳吊丧的那位高僧。此僧万历时自请到关外效命，万历皇帝曾赐其敇书法衣。还有一位叫桑吉八藏，又称王三吉、王喇嘛，孙承宗曾用其招抚蒙古各部。

李喇嘛通晓女真语、王喇嘛通晓蒙古语，在军中相当于通译、使臣、参谋。二人及其随从自万历年间随军，在宣大和辽东军中多次立功，多次受赏【158】。宁远大战后，在蓟辽总督王之臣所奏“复叙宁远功次”、兵部尚书王永光“议奏”以及天启皇帝的批复中，便有“西夷不抚，奴势不孤，王牧民与朱梅、祖大寿、孙怀忠、王世忠、王喇嘛、李喇嘛，此抚夷有功者也。”和“王喇嘛给副总兵，廪给增其徒从。余俱依拟。”的记载【159】——他们的这些情况，万历皇帝清楚、天启皇帝清楚，崇祯皇帝也应该清楚，这三届朝廷大员更不可能糊涂到一问三不知的地步，除非装糊涂！

皇太极破口时，王喇嘛尚在宣大，随袁崇焕和关宁军勤王应援的是李喇嘛及其部下。既然自万历年间以来，喇嘛随军办差乃常事而且立功、受赏，从未受到过质疑，为什么己巳之变后就成了袁崇焕的大罪？而且又是“潜携”，又是“暗藏”，罪莫大焉！然则，朝堂上下数十年来人人都清清楚楚的事实，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都不清楚了？都装起糊涂了？再说，“潜”字何解？“暗”字何来？遣词用句都要生拉硬套到欲致人于大罪、死罪上来，甚而至于连随军办差的喇嘛也要故意说成是敌方“夷使”，这不是构陷是什么！

九辨“坚请入城”——

关宁援兵从蓟州间道到京，人困马乏，既饿又冻。袁崇焕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因以“士马疲敝”向皇上请求入外城休整【160】。

应当说，这请求合情合理：又冰又饿的关宁将士们“露宿城壕者半月”，更有“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161】，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疗伤慰藉之所，既是人情常理，也是当政者该给他们的爱护吧。他们是来保卫京师、保卫皇上的呀，至少广渠门大捷、南海子夜袭迫使皇太极一退再退而终于暂解京师之危，他们的“请求”应该不会错吧？可是，崇祯皇帝说错了，有论者给出的理由大概就是：边军不可入城。但想想也不怎么对头，比如满桂满将军的大同兵，皇上不是允准他们进德胜门瓮城休整了【162】？同样都是边军、同样都是来京应援，大同兵可以入城休整，偏偏关宁兵就不行。为什么？不仅不行，甚至连“请求”也成了大罪、死罪！又是为什么？

说到底，这都是流言在作怪：有人说，袁崇焕坚请入城就一定是要逼宫、要胁迫皇上签什么城下之盟【163】。看来，和前述所谓的罪名一样，在认定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一切都有可能！哪怕又是流言，崇祯皇帝也是宁可信其有、铁了心又要拿来当事实了。

五结语：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综上所述，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所谓“通虏”“谋叛”罪，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而在认定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又先入为主地死抱着“一切都有可能”的理念，靠分析和推测而得出的袁崇焕九宗大罪，无疑凭空捏造——正如当时为袁崇焕辨冤的一位朝臣钱家修所说：“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164】，这是继南宋岳飞冤案之后、又一起皇帝钦定的“莫须有”的大冤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辨析说袁崇焕无罪，有人却说他罪大恶极——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的人物：当有人说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成立时，就有人说明廷审判他八个多月，已经“盖棺论定”；又有人又说袁崇焕行刑时北京人“争食其肉”，这足以说明他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了；还有人说明崇祯时期的史料记载大都谴责袁崇焕，已成公论。

笔者不禁想起袁崇焕在狱中的一首诗，名曰“题壁”【165】：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

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袁崇焕在狱中的痛苦经历和孤寂愁寞的境况，更主要地突出了他坚信自己清白和对朝廷昏愦的无比愤慨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决然不会认“罪”伏“法”，崇祯皇帝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给袁崇焕定“罪”？难道就是依据从锦衣卫一“走”了之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以及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的山西木匠的口供？难道就这样“审判”袁崇焕八个多月、并由此就可以给他定下了“磔”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吗？

说到北京人“争食其肉”，就没有想到“闻公已已下诏狱”“辽东将士放声大哭”【166】？就没有想到“自焕下狱，关外将士吏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就没有想到祖大寿上疏陈情、并却敌立功以救袁督师？就没有想到朝臣钱家修、余大成等为袁崇焕鸣冤？就没有想到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被削官？布衣程更生上“白冤疏”被下狱论死？甚至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方略、也被罢官充军？【167】

至于所谓崇祯时期“已成公论”，至少有两点足以发人深省：

一是一位名“汤子”的作者在其“从袁崇焕的诗辨疑史实”一文中的一段话：“由于视听的垄断，不论是谁，只要是明代人写的关于袁崇焕的文章，必定没有什么好词汇。这让我想起文革时说刘少奇是‘工贼、内奸’的口号来，由于当权者的宣扬和鼓动，当时所有的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凡是涉及到刘少奇的都是带有污蔑性和贬斥的。难道数百年之后有历史学家会把这些当作判定刘少奇的史料吗？当主流媒体都说他卖国的时候，老百姓怎能不相信呢？”

二是本文在“四辨”中所特别指出的：就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一事，《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大概都是从一本捏造事实的小说《镇海春秋》里抄（采录）来的！而从小说演变出来的这种“史料”，竟然有人相信、甚至当作宝贝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硬要让人也相信，岂非咄咄怪事？

往事已矣！无论当时人为袁崇焕怎样地辨冤、或者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也无论后人为他的忠与奸、功与罪、是与非怎样地争论，在三百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次日，袁崇焕还是背着十二宗大罪走了，他是去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当时人和后人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