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袁崇焕的情况：一，“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这无疑已经给守在蓟州的关宁军鼓足了必胜的信心；二，作好了背城一战准备的袁崇焕甚至“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三，“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袁崇焕已将宁锦战时在宁远背在大战的战例搬到蓟州这里了；然而大战终究还是没有发生：“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四，“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130】
显然，避战者不是袁崇焕。
再看看皇太极的表现：一，“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而且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这似乎是在尚不知蓟州驻军为谁的情况下，仍依老例先劝降再攻城；二，“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此时，皇太极虽依旧派此明兵回蓟州城劝降，但已将重点放在策反袁军中的两个人身上，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城中驻扎的是袁崇焕的关宁援军；也就在这个时候，后金兵的行军路线改变了，兵锋未指蓟州城、而让人看到的结果只是——三，“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31】
后金兵行军路线的改变已经表明皇太极作战意图变了：从攻城改为绕道，不打蓟州了！而且这种改变明显是从知道蓟州城的驻军是关宁援军之后——这并不奇怪，战场上一方出其不意临时改变作战意图、造成对手被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比如皇太极就有这一次破口的一避宁锦、绕道蒙古，为何就不会有二避蓟州、夜遁西去？更莫说皇太极也还不可能忘记努尔哈赤的训戒：“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辱名矣！”【132】，已经有过宁远大战一辱、宁锦大战二辱的皇太极明白，他不敢再有三辱了，因为这时候维持后金兵的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因攻蓟州失利而军心涣散，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同样也很明显，蓟州之战没有发生的原因，原来是皇太极避战。
有人曾问皇太极有一绕二绕如此大手笔，为何清史档案中独独对此二绕没有记载？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绕道蒙古彰显皇太极战略决策之英明，自然要大书特书；而避战蓟州说到底还是皇太极对攻袁所守之城没有信心，因此这种作战意图的改变明显带有怕袁之嫌疑，不予记载似乎也不足为奇。（毕竟皇太极随父一战宁远、又亲自二战宁锦，全都败绩，后金上下有此一辱二辱，已生怕袁之心，这都是不可忽视的。）
由此，笔者又想到有人所谓袁崇焕为什么不在通州堵住皇太极的质疑——果若如此，皇太极极可能又将有三绕了：蓟州北面是山、南面则大多为浅山丘陵，而通州四面都是平原。皇太极既然能在蓟州绕道，那在通州绕道就更加容易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皇太极决不会重复再犯过去的错误、冒险攻袁所守之城，而是要发挥自己的野战优势、在运动中寻机消灭袁部。还有一点：皇太极同时也必然要用多种办法除掉他的“劲敌”袁崇焕【133】，例如设间，这从他早就派奸细散布谣言就可以看出了。这两点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蓟州没有堵住拖住皇太极，作为统军之帅，笔者不否认袁崇焕有研判之错更有失责之罪（这一问题将在《袁崇焕之孤城》《卷外卷》第二章之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中讨论）。但为了弥补过错也为了赎罪，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间道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京布阵，激战广渠门、夜袭南海子，终于逼使皇太极一退再退而远离京城。无论如何，关宁援军以九千疲惫之师一胜再胜，虽属侥幸，也总算能向朝廷向皇上交待了。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允许袁崇焕将功补过吧？或者在驱敌于国门之外以后再算总帐？
当然，皇太极大军毕竟“长驱”至京，但即如三河、顺义二信地，满桂、侯世禄二大将也无可奈何，或一触即溃，或仓皇而逃【134】——胜败虽兵家常事，不足为怪，奇怪的只是三河、顺义之败，并没有人过问其中原由，却独独以敌阴遁蓟州问罪于袁崇焕，甚或还要再加一“纵”字！然“纵”者，放走也，放任也，其中不无“故意”所为之嫌。而崇祯皇帝既然入袁崇焕于此大罪？应当摆出证据说说袁崇焕究竟是如何“纵敌”吧？却又摆不出来！该不是又拿流言说事，或者干脆拍脑袋拍出来的？
正如前述，袁崇焕计划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但却因他的研判错误以及皇太极的阴遁，而让计划落了空。袁崇应当为此错误负责，可怎么负责？打退皇太极对京城的围攻就是负责，最终围歼皇太极一举破解辽东之困局就是最大的负责。袁崇焕只有率九千关宁铁骑间道在皇太极之前赶到北京，在京城寻机背城与皇太极一战。而至于获罪，恐怕也只在于袁崇焕违犯了“不得越蓟州一步”【135】的圣旨，只在于没有能在蓟州拖住皇太极，而不在“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话，更不在“纵敌长驱”的“纵”字上，说纵者，别有用心而已。
常见有人拿徐石麒的上疏【136】说事，并以此证明袁崇焕的罪大恶极：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
这种说法如果被证实，不就是袁崇焕“通敌”的有力证据吗？
众说周知，当时蓟州守军不只袁崇焕的关宁军，还有蓟镇西协的麻登云部和保定镇的曹鸣雷部，既然“敌至，牛酒犒劳”，动静自然不小，即使关宁军不报，麻部和曹部也不会置之不理。可崇祯皇帝为什么也不知道、直接以“通敌”置袁之罪呢？显然并无此事。
还有两件事为此佐证：一件是梁廷栋为崇祯皇帝出主意“仍以专杀毛文龙正崇焕罪，且不必言为款为叛”【137】，第二件是温体仁五道密疏请逮请杀袁崇焕，挖空心思罗织袁之罪名、却居然也没有以“敌至，牛酒犒劳”为依据【138】——梁、温二人一为兵部尚书、一为内阁辅臣，甚为崇祯皇帝所宠信，也都力主杀袁，他们都不以此或不敢以此为据，时任南京吏部郎中的徐石麒又有什么根据煞有介事似的将此列入自己的奏折里！
现在该说说皇太极大军究竟怎样绕道了。
论者在谈及后金兵“过”蓟州时，争论十分激烈，有说大摇大摆“从蓟州鼻子底下走的”，有说从九百户或五百户绕道过蓟州的，有说从十百户或青石庄绕道的，也有说从阎各庄南下过玉田去三河的等等。（可参考百度袁崇焕吧usstedu先生、cope1234先生、粽比黄花瘦先生以及白毛老乌鸦、断臂残刀疲败兵等先生的发言）
大摇大摆的说法就是袁崇焕怯战龟缩城里甚或“通敌”而“纵敌长驱”，从以上分析可知，这种说法并不可取；而从蓟州南面的地形分析，其它几种推测倒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但笔者以为，后金兵极有可能是在全军过石门驿之后、就分兵三路绕道“过”蓟州的：一是部分轻骑从蓟州北山绕道，二是皇太极亲率大部队从十百户过翠屏山绕道，三是另有一部自阎各庄南下过玉田直扑三河。
这种推测主要基于如下分析：皇太极全军过石门驿后，从俘获一明兵嘴里了解到驻蓟州的是袁军，便考虑要改变作战意图，即改攻城为绕道。一，这时候，从破口以来俘获的明兵以及当地的村民、猎户、樵夫和石门驿的驿卒（《国槯》：“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杀驿丞。”【139】）中间也肯定能找出不少熟悉当地地形路径的向导。二，根据网友nceva提供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一九二九年三月测绘的五万分之一马伸桥等地地形图，在蓟州北面山中不仅有路可通往蓟州以西，而且沿途还有一些村寨，推想三百年前此处也未必没路。三，从“侵晨，全军过石门驿”到“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可知后金兵大部分时间是在白天行军。四，以抢劫为主要目的的后金兵不可能带太多的辎重。因此，轻骑过北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过南山及丘陵间的孔道也就更加没问题了。
（关于后金兵“过”蓟州的问题，因为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的推测，笔者也只是一孔之见而已——笔者注。）
六辨“顿兵（逗留）不战”——
在皇太极破口之初到袁崇焕被逮捕前，明军一方的兵力：除了蓟镇东协二路以及关宁牢守山海关的重兵之外，目前各路援军只有刘策、曹鸣雷的保定兵五千、尤世威的昌平兵五千、侯世禄的宣府兵五千、满桂的大同兵五千以及关宁铁骑九千，总共不到三万人马，再加上驻蓟州的西协总兵麻登云所部一万，可调遣的也不过四万兵马。另外，虽有数万关宁步兵，但还在路途之中。
再说战力：首先看蓟镇中协的情况，皇太极入犯，各关隘除了投降、能坚持的也没有几个时辰便已破口【140】【141】【142】，谈何战力？遵化彭方炳父子兄弟五人忠勇、三屯营朱国彦善战，但同样也都没有支撑多久，这已经能说明蓟镇十路的情况之糟了！再看其他几路援军的情况，保定兵、昌平兵与后金兵交战因为没有看到史料记载，不得而知；但能战善战的满桂大同兵和侯世禄宣府兵，则有一战顺义而逃【143】、二战德胜门落败【144】、三战永定门而全军覆没【145】的一连三惨败，看来也就只是两个字：“不妙。”从而更加印证了巡关御史方大任之说：“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焕一旅可恃”。
由此，明方对敌方的反击应该是这样的三个阶段：一是鞑子兵锐气正盛时，明方应避其锋芒、坚守各城，与敌方大打消磨时间战，最大限度地消磨其锐气；二是双方相持，明方则以逸待劳养精蓄锐，间或出奇与敌方打拉锯战，将其牢牢拖住；三是待明方各路援军齐集，便开始大举反攻，届时敌方必将进退两难，几乎没有逃生的余地。
这样的分析也基于“虏利野战”【146】和“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的现实。所以，袁崇焕总在强调：“故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若贪一击之利与之交锋，从前之祸立见”【147】不可冒险轻进，不可浪掷一战，不可让弟兄们白白送死作无谓的牺牲。
应当指出，袁崇焕和关宁援军也总在寻找战机与后金兵拼命，笔者在此将前面已经叙述的事实再重复一遍：就在袁崇焕率关宁骑兵十一月十七日晚抵左安门到十二月一日被逮、其间的十三天时间里，且不说前有十一月二十日的广渠门大战、后有二十八日的夜袭南海子，就在袁被逮的当天早晨，他还正在派副总兵张洪漠等前去追蹑敌军呢。十三天里至少打了两场胜仗，而且迫使敌军一退再退，可当皇上的还要指责指挥打胜仗的带兵统帅逗留不战，这不是强辞夺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