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史书”的撰写与刊刻都晚于《镇海春秋》，在没有资料表明明廷公布了袁崇焕案文档的情况下，何是源何为流也自然明白无误一一而以一本小说中的故事作为来源的“史料”，可信度无疑很低很低！
笔者仅取《明季北略》为例来说，其卷四“袁崇焕陛见”写道：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後，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再看看《镇海春秋》的第十五回“魏忠贤发调内臣兵，袁崇焕遣吊夷人孝”又是怎么写的：
李永芳献策道：“如今要得广宁除非还是起兵，只控那毛文龙闻了消息，又发兵截我之后。怎么是好，不如写封信去与那袁崇焕道我这里自走后以来被毛文龙杀了无数人，我父王为此偏劳成病而终，此仇莫大此恨莫深，只要你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我这里将辽东土地依旧奉还，不敢再来侵犯。那时只要骗得他果然把毛文龙杀了，我们就起兵去攻那广宁，却不是好。”
信写了没有？从小说的上下文看，“大清主”自然是写了也送给了袁崇焕，那袁崇焕又是怎么回话的呢？且看《镇海春秋》写道：
袁崇焕道：“我这里不便谢回书，你去多多与我拜上可汗，（可汗）书中一一行去便了。”
如此一来一往一环扣一环，袁崇焕与“大清主”有“约”杀毛文龙的事，便由《镇海春秋》铁定下来了！
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一一不同的只是：《明季北略》记事直白，不拖泥带水；而《镇海春秋》则是用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地渲染故事一一可是，事实真相又是什么？看看皇太极当时给袁崇焕的信不就清楚了？信中除了所谓老酋努尔哈赤起兵的“七大恨”、以及其单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馈送”和礼成之后又要“东珠十，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送尔，尔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毛青细蓝布三十万送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也没有什么‘归还辽东旧地’等语，又哪里会有袁崇焕答应皇太极“书中一一行去便了”的约定？（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包括李喇嘛的来往书信，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55种》【117】）
事实摆在那儿，真相应该是大白了，但仍然不妨碍《镇海春秋》的作者凭空捏造一个袁崇焕与皇太极有“约”杀毛文龙的故事，也不妨碍《明季北略》的撰写者将《镇海春秋》中的这个故事转而“记载”成一个袁崇焕与皇太极有“约”杀毛文龙的“史实”！
像这样子乌虚有的例子在《镇海春秋》卷四“毛文龙鸭绿江之捷”、卷五袁崇焕“谋杀毛文龙”、“钟万里解梦”、“袁崇焕通敌射满桂”等处都可以看到。而《明季北略》中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许多史料，竟多出自《镇海春秋》，撰写者计六奇甚至在采用它们时连出处也不注明、或者说本来心虚不敢注明，有意无意地挖下了不少陷阱。这就给世人和后人读《明季北略》时无形中增添了许多困难，让他们无从辩别哪些是子乌虚有的虚构、哪些才是有史事依据的事实。《明季北略》如此，其它史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读者和引用者来说，一定要小心些，以免误入了陷阱。
行文至此，笔者又要问一个问题：上述所谓斩帅以践虏约的许多史书“记载”可信吗？它们真的不是孤证、而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了吗？
下面，该论及对袁崇焕斩帅的一些质疑了。
所谓质疑计有三种：“擅杀说”、“谋款说”和“牵制说”。
质疑一：袁崇焕斩毛文龙，罪在“擅杀”。
反驳道：“错！——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已允诺袁崇焕‘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且赐尚方宝剑。对袁崇焕而言，五年复辽事大，在其管辖之下的东江一镇若受节制，且与之合力同心复辽，则毛文龙一定‘有生无死’。然而，毛文龙独霸东江、以为奇货、怙恶不悛、死不回头，连袁崇焕的妥协方案也予以拒绝，无疑于复辽百害而无一利。袁崇焕若不如此及早除之，又何以得结五年之局？既然皇上金口玉言在此前，袁崇焕一再劝导无效而果断杀之在其后，也只是“便宜行事”再加“先斩后奏”而已。试问：这所谓‘擅杀’之罪有何根据？”（关于斩帅问题，商羊舞先生和usstedu先生在百度袁崇焕吧追溯历史引经据典有精彩发言；另有usstedu先生、云龙且先生等与剑如秋水之寒先生、断臂残刀疲败兵先生等的关于“尚方剑”的辩论。）
质疑二：袁崇焕复辽无望，只好谋款，借以塞五年复辽之局，然而又惧怕毛文龙掣其肘，从而借口十二罪斩之，欺蒙皇上，实属罪大恶极。”
反驳道：“否！——袁崇焕之与皇太极议款，的确有言有行，这一点袁崇焕自己从来也没有隐讳，何况在其上疏中，还有‘和为旁著’一说。谁都明白，袁崇焕这是将议款作为其五年复辽方略之必不可少的一环，错了吗？没错！前面说过，争取时间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在其议款之中，袁崇焕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切都光明正大。错了吗？也没错！又何必“欺蒙”？其三，至于复辽无望，谁竟有如此断言？袁崇焕自平台召见到杀毛文龙、还未及一年，此时即能掐会算作算命先生状、料定其不能五年复辽，岂不可笑至极？关于“五年复辽”的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很多，除了一辨中的六个问题之外，这些人难道将袁崇焕崇祯二年五月六日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也要故意视而不见吗？其四，所谓求款以塞五年之局一说，更可以休矣！毛文龙，不过东江镇一总兵，乃袁崇焕之下属，又如何能掣其上司议款之肘呢？持此说者不觉得荒唐么？”
质疑三：“毛文龙之据东江，为朝廷屡建牵制之功，而袁崇焕却杀之，倒为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用心何其毒也！仅此一罪，也该斩立决了！”
反驳道：“不！——东江其地，形势所在，足成牵制之地；然则文龙其人，只图富贵，并非牵制之人。对此，朝野早就有共识了：天启六年，兵科给事中薛国观指出：‘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118】；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上疏：认为毛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119】；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也弹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者，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匿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120】；山东总兵杨国栋也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二曰：‘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使敌不敢西向也，可敌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121】……瞧瞧吧——这些就是毛文龙所谓的‘牵制’！
“如果说，对明朝官员的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一曰‘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122】；二曰‘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123】；
“三曰‘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124】；四曰毛帅‘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只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且为我国之深患！’【125】无须再列举更多，这些就已经足够说明毛文龙牵制的本质了——不是吗？连朝鲜国都心存忧虑：不仅忧毛文龙之‘终不利于中原’，且忧毛文龙更为其‘深患’——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126】
系统记述并评论毛文龙据皮岛始末者，乃李光涛先生——他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堪称六十多年来研究毛文龙、袁崇焕这段历史公案的基石。笔者读之获益非浅，想信有兴趣者读后对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今特录其前言于下【127】：
毛文龙明史无传，仅熊廷弼袁崇焕等列传及朝鲜传附记之，又皆略而不详，是非不能明。明制，非五府官不领兵，而弄臣又以总兵官为极品，文龙始以都司虚衔出海，不数月，实授总兵官，专制一方。挟朝鲜之势，居东江九年，用牵制之名，遂专利之实。又厚结内党，尊之为父兄，于是无功而爵位益高，至封辽东伯。据天启实录，帝不名文龙，而呼为毛帅，其眷顾可想见已。至兹恃宠而骄，嫚骂一世，顺之则生，逆之者死，如登莱巡抚陶朗先，参政谭昌言、御史夏之令，皆尝劾文龙不法事，或死于狱，或导懑呕血死，（陶朗先之死，见天启实录五年十月己亥，昌言等之死，详后）。又天启六年登抚武之望，因劾文龙为古之“安史”，亦劣处以去。自是终天启朝，东江之事，不惟无人言之，亦无人知之矣。以地理言，东江本朝鲜附近海岛，据鸭绿江口，去辽阳不过五百里，而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疏则云，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诸如此类甚多。因之文龙乃得冒功冒饷，益肆欺罔，抑之“刘豫”，悦之亦“禽兽无异”。朝廷期以“联属国牵奴贼”，而文龙则私通金人，约夹攻中原，且云，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之，即朝鲜古卯之祸，亦由文龙而起。明廷岁糜无数金钱，转饷海外，结果乃如此，真可嘅已。及文龙被诛，未几，有孔耿之叛，屠山东殆遍。孔耿皆文龙养孙，崇祯六年夏，率叛徒数百艘投金国，金人致朝鲜国王书称孔耿有二万之众。金国之汉人，则有帅众归来王事将成之奏。凡此之类，据天聪七年奏疏册，不胜枚举。所谓金国汗即因此自大，积极进图中原，于是屠旅顺，降朝鲜，取皮岛，以及丙子以后历次“虏变”，并甲申亡明之役，皆此毛众协力之功也。文龙死后之流毒又如此，固明帝之所不料也。凡上所举，据一天启实录、朝鲜实录、崇祯长编、明清史料诸书之记载，为长编以记之。则毛文龙事迹，始可一览了然，而世之妄惜袁经略杀之者，可以杜其口矣。
——待续——
第356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八）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十一）
续昨——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五辨“纵敌长驱”——
将袁崇焕与蓟州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罪名”，就是“纵敌长驱”。而这条罪名的成立与否，却由“‘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答案来决定：对于明廷上下期待的“蓟州之战”，竟然在大战在即之时（这从袁崇焕“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128】及皇太极“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129】就可以明显看出）消失于无形，为什么？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敌我双方中的一方避战所造成。
那么，避战一方究竟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