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卖粮由于崇祯皇帝的干预，显然没有给多少粮食救济喀喇慎三十六家诸部落——五个月之后的八月，束不的与后金联合劫掠锦州：“乙丑，清兵合束不的入大鎮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桥铺、自松山直薄锦州。庚午，入双台堡。辛巳，出大小凌河，毀右屯卫城，乃出。”【97】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高台堡卖粮似乎并不多，起码还不能让三十六家一些部落度过饥荒；二，袁崇焕“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悲夫！

喀喇慎三十六家终于不再脚踏两条船而站到后金一边，什么时候呢？

应该说是在崇祯二年的八月——因为崇祯二年三月，皇太极曾下令依附的蒙古诸部落“定旗分”并要求“悉遵国制”。但是喀喇慎部并未接受，这从当年六月皇太极“议伐明”时“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98】而喀喇慎却独独例外缺席，就可以得到证明。

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崇祯二年的八月，喀喇慎部遣使到沈阳与皇太极密谈，虽然密谈内容没有记载，但即如上面所说当月双方即联合劫掠锦州，可知此次会谈的内容应是合作攻明，这就是喀喇慎部真正投靠后金的开始。又两个月后，喀喇慎部才被“用为进兵向导”而捆绑在皇太极伐明的战车上【99】。

的确，高台堡市米没有笼络住喀喇慎三十六家束不的部，它最终投靠后金并为其带路破口犯明——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坑未填好、又有新坑，这是袁崇焕的失败。但是，没有袁崇焕违旨的任何证据，凭什么就要给他硬扣上一顶“资盗”的大帽子？难道“计口量许换米”也资盗？既然如此，袁崇焕岂不成了“奉旨资盗”？这“资盗”的大帽子岂不是又扣到崇祯皇帝自己的头上了？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笑的吗？

也有人常拿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的一些“见闻”说事【100】：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州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殊不知这些“见闻”本身就是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的流言——

先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州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

“十五万建州兵来攻”，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军情这么紧急，但明廷未见任何报告，那就有了二个可疑问题：一是此事究竟是有还是无？有，为什么不上报朝廷？蓟辽督师袁崇焕又该当何罪？无，为什么又谎报？二是谁在谎报？陈仁锡？或者报信人？他们又欲图何为？接着又说“抵关不见一骑”，可见是谎报军情；进而问之，又说“往朝鲜矣”，这不是鬼话吗？

第二句更荒唐：“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天启七年秋冬，插汉一战击溃喀喇慎部落，作为喀喇慎别属的朵颜三十六家已经和插汉势不两立啦。崇祯元年初，朵颜三十六家与哈喇嗔残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等部报复插汉，并且打败了插汉。就在这样的时候，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

还有第三句，也让人难信其言：为了让人相信，陈仁锡“见闻”还拉来了两个证人——“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可是，这两个武进士“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

这就让人不禁疑窦丛生了：其时，束不的和插汉这两部落刚刚打过两仗，一方曾被击溃、后又报复取胜，正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之际，居然还‘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合理吗？既“昵之”，那他还低三下四求皇太极帮他打插汉干嘛？退一万步说，即使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背地里又握手言好如陈仁锡所闻束不的之流，既然阳奉阴违于插汉、建州之间，再加上大明，那束不的不是左右逢源一脚踏三船了？这不更说明它尚未彻底投靠建州，它还在那儿观望和掂量轻重呢。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时候就更加显得“只合笼络”的重要了。然而崇祯皇帝不拉反推，竟然坐着大明皇上的宝座，却为对手忙活，可真有点“很傻很可爱”的模样！

至于“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等等，又是在胡说八道：四汗也就是皇太极在崇祯二年四月哪里攻打过宁远？

显而易见，整篇都破绽百出的陈仁锡“见闻”是根本就不足为信的。

——待续——

第355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十）

续昨——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四辨“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

先说谋款。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确有过议和的意向，也有几件关于议和的来往书信，不过只是互相试探的缓兵之计而已。对“五年复辽”的大局来说，“和为旁著”作为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运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争取时间的作用，这对于需要更多时间填坑还债的袁崇焕，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而“和为旁著”，又写在袁崇焕的专题奏折里【101】。而对这道奏折，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且特意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102】。

对于皇太极主动找上门来的第二次议和，袁崇焕作出了响应——于是，互相试探的缓兵之计开始运作，其内容就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来往的几封信中，光明正大，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这样在与皇太极的周旋中，袁崇焕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时间真的争取到了一些。所以，才有关宁辽兵的整军、练兵以及还债与填坑；所以，才有一支敢打敢拼的关宁铁骑的组建以及《为商定恢复之谋疏》的诸多考虑与布置；所以，才有京师危急而关宁铁骑的千里赴援以及真正体现出关宁铁骑打则必胜的托付之效……

说到底，谋款也不过袁崇焕的一条缓兵之计而已、一种争取时间的手段罢了，而且又都在战守机宜的框架之内，能说到“隐瞒”皇上吗？而崇祯皇帝之所以强辞夺理说“隐瞒”者，也不过是在认定袁崇焕“通虏”和“谋叛”的前提之下，打着“一切都有可能”的旗号，将自己对所谓“谋款”的推测再引申并变幻为袁崇焕的又一条“罪名”而已。

再说斩帅。

东江出奇与河东设镇，是袁崇焕“五年复辽”的一部分。为复辽这一大局，袁崇焕寄希望于东江，寄希望于即将设立的河东镇，也寄希望于东江镇的毛帅以及河东镇未来的领军人刘兴祚。

对于毛文龙，如果他愿受节制或者起码能与袁崇焕合作，那该多好！十分可惜的是，过惯了“山高皇帝远”日子的毛文龙不愿这么干，不仅对袁崇焕“更营制、设监司、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要抵制，甚至还要以出卖东江以及刘兴祚兄弟为价码、以求得降金后比李永芳等降将更好的待遇、比蒙古首领更高的地位。在辽东形势已经逆转、蓟门藩篱不再、皇太极步步紧逼的这种时候，为了尽快统一事权，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袁崇焕不能不采取果断措施一杀了之【103】【104】！（详见商羊舞先生“浅析毛文龙的通书投敌”一文）

显然，谋款与斩帅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可无论是“和为旁著”还是在杀毛前后都允诺袁崇焕“便宜从事”【105】【106】的崇祯皇帝却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以谋款则斩帅”，甚至是“斩帅以践虏约”——原来，袁崇焕是因为谋款所以斩帅，而斩帅又竟然是在履行与皇太极的“前约”：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後，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御之，爱发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107】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108】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後，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109】

山海总兵满桂战败，遂入城请陛见。言崇焕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故先杀文龙以为信物。【110】

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111】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112】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锁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113】

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锁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114】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115】

……

这些记载分别取自《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一一难怪有许多论者在谈到斩帅一事时，大都特别强调是从许多明朝人撰写的史料中找出了许多袁崇焕“践约”杀毛文龙的记载，并以此说明它们不是孤证、而是形成了证据链的铁证。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诸位论者大概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记载的源头在哪儿？

也许读过小说《镇海春秋》的人会告诉诸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本作于崇祯三年一一也就是袁崇焕被杀害的当年一一的小说里，便有袁崇焕与建州可汗有“约”杀毛文龙的叙述，这大概也是公之与众的最早的文字记述了。（“《镇海春秋》完全是按照阉党余孽造谣的口径来歪曲事实的，可以说是站在阉党立场上诬蔑袁崇焕的一部小说。这反映了晚明政治小说与党争结合的紧密程度。”【116】一一刘鹤岩：《〈镇海春秋〉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