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及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

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即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

袁崇焕在其《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中的五答是【74】：

皇上起臣田间，招对平台，臣感激知遇之恩！询平辽方略，臣覆之略期之五年。皇上神谟独见，不以臣愚，不以臣妄，微功得嘉奖过分。夫臣自天启二年役辽，与奴相持者六年。下手了手之招熟谂，不敢漫无成算而大言欺皇上哉!然臣五年之说出，而知臣者虑臣不能克期覆命，臣具收为药石而不敢以言求信。盖兵为阴符，可言者未必可行，可行者未必可言。况密成泄败兵家最忌！而用间出奇，每骇观听。乃忠稷者纷纷揣度，臣方惴惴于此，惧无以白天下。善哉！台臣毛羽健加意封疆，推心边吏，而以五问为臣发端也，皆臣欲中所欲言而中有不宜尽言犯泄者。就五问中可言者敬为奏答。

台臣之一问之方略攻守宜定也，臣愚谓兵者鬼神不测之机，难以一法治也。况我一执而敌转歧，则辽东今日当与台臣两说并用之。夫辽地残破之后，我之兵民胆气不振，不得不用渐法为守，故缮城治堡明烽远哨，来则守以老之，去则间以袭之，非久之可为，而我不得不为者也。若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俟军纪行于内而胆气溢于外，而求战雁门之收聚，至投石超距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利也。昔先朝故事之中可师也。

二问兵之多寡宜定也。臣愚谓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然饷之困矣，惟不能多，乃不得不缩而议寡。臣今计新饷之额与给兵士之数，仅可养兵十六万。而用为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两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两千为援。已足平奴。若边方有事，未便能以兵赴辽，且粮饷有限，不敢求增，臣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三问粮运之本折宜定也，臣愚谓自古馈士有饥色行师粮从不易之理。成祖出塞千里者三，皆苦粮运不继，故议车运畜运，又欲沿途作堡储之卒之，事未果成。然绝塞远征不得不而。今辽东建虏洊据我土宇，非塞外可比。臣今进，而锦、义与敌相逼在七八百里间，□□□□□□□叩招买截漕海运足供数年，未有他改也。他日恢复完全，□□□□□□□□□□□□□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似不虞转饷。□□□□□□□□□□

四问□□宜定也，臣愚谓奕先定势兵必相机，贵主谋也。臣昨更定将□□□□□□□□措施，但未明言而。三方五路用虏用鲜成效已可概见。臣有□□□□□异亦何能为同，夫插安能为我用，但得其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插而我并力于东，臣向之保举督臣王象乾制□□宣大意而。

盖□□毛文龙可用但未有用文龙之人，是以文龙亦谨以□□□。臣今欲完辽事，需文龙急也，倘按国初马云、叶旺之故事，则河东尤为扼要，以正为奇，断不能舍此而别求胜算，臣所以亟亟于东江之策画，谓欲复辽土，先通辽海为合力为用。而不知者谓臣假以数（残稿至此为止，似已无存。惜哉！——笔者注）

对于毛羽健的每一问，袁崇焕都有了已经趋于成熟的考虑、或者早就作了周密布置——有的，他已经做了；有的，他还正在做；有的，他即将开始做，在他赴任后十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是有人说他“好漫语”“欺皇上”吗？他没有怨言、也不分辩，他只有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关于毛羽健所问“方略”，袁崇焕从“辽地残破之后”的辽东形势说起，进一步阐述了他“主守而后战”的缘由，不是有人说他抱着“凭坚城，用大炮”和“守为正著”那一套、“只能守城，不敢出战”吗？他当然知道“守”并“非久之可为”，然则“而我不得不为”，为什么？形势使然！在当时的情势下，冒险轻进、浪掷一战，明廷已经有了萨尔浒、沈辽、广宁之三大战三大败，损兵、折将、失地前车之鉴犹在，难道教训还小、不足以作后事之师吗？

可是，“守”能够收复失地吗？

答：未必能够！

又问，敌若“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答：必须整军！尤其是要抓紧训练出一支能打野战能打硬仗敢和后金骑兵拼命的关宁铁骑！

其实，这一点袁崇焕早在宁远之战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才有天启七年宁锦大战时尤世禄等的奇兵出击【75】，所以才稍后宁远城下明军的背城大战【76】，所以才有崇祯元年袁崇焕赴任之初的黄泥洼野战……

尽管袁崇焕被罢后辽东人事有变、又有锦州城防被撤、更有辽东蒙、金、大明三方形势的大逆转，尽管袁崇焕在上任之后还在帮崇祯皇帝直坑还债，尽管当时袁崇焕也不大敢说关宁军一定能打野战打硬仗，但袁崇焕抓住了整军、尤其抓紧了关宁铁骑的训练，毕竟使关宁军的实力向前进了一大步——的的确确是长足的进步！而到了“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的时候，与后金骑兵对阵拼杀，收复我大明已失之土，岂不是水到渠成之事？

关于毛羽健所问“兵制”，针对其“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的疑问，袁崇焕明确告知，正因为粮饷有限，所以不敢求增，他只用关宁、东江、蓟门之兵为正、为奇、为援，已足平奴。边方有事，则“惟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而关于“粮运”，毛羽健从“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说起，又讲到现时朝廷的诸多困难，因此又有“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之问，袁崇焕于此也早有考虑：一是成祖北征远在绝塞，与我军今日在辽本土作战有很大不同，二是辽西粮饷一直靠漕运、海运，不似成祖时的车运畜运，三是即便锋指河东，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也似不虞转饷。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崇焕二答、三答的背后，正藏着他用间出奇、每骇观听的一个构想：从旅顺登陆在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打开缺口！

这一构想无疑是受到孙承宗的启发：“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77】

当时，他们正全力构筑宁远防线，以守关外而确保牢守关门。而后又是孙承宗因柳河之失被罢回乡，构想也自然成了空想。奉诏复出，袁崇焕又有了大展身手、将孙承宗的构想真正付诸实现的机会，所以也才有到京后他与辅臣钱龙锡会面时的所说：复辽“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而赴任之后，在与三大将和幕僚们的反复商谈中，他已经将复辽的立足重点移到了辽南，并且逐渐打消了修城筑堡由辽西向前逐步推进的想法和做法。（关于袁崇焕受孙承宗启发的这一新构想，网友牌位先生在百度“袁崇焕吧”有精彩的发言）

关于毛羽健所问“局势”，对于正为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建州而痛惜的袁崇焕来说，更有一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借此又重申其与王象乾所订“抚西而拒东”的方针【78】，再一次向崇祯皇帝向明廷进言插汉“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而我并力于东”的主张【79】，期望引起注意与高度重视。

对于皮岛的问题，当然是袁崇焕恢复之计中的重中之重：既然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既然孙承宗的构想更符合辽东的实际情况，既然复辽的立足重点与突破口已准备悄悄转移到辽南四卫，解决皮岛问题则既是燃眉之急也自势在必然。

在袁崇焕的印象里，天启六年前后的毛文龙判若两人——之前的毛文龙应该不是一个一无是处之人，他还是有功的。况且，其手下熟悉辽南地理形势的居多。所以，袁崇焕要在辽南立足，并由此打开复辽的突破口、而成东江、辽南、辽西“并举”之势，就急需毛文龙的配合；所以，袁崇焕说毛文龙“可用”，而且愿意作一个能“用文龙之人”；他当然也清楚毛文龙长期盘据皮岛所越来越疯长的专擅跋扈与不受节制，所以，他也必须作好“可用与不可用”两手的准备【80】。

袁崇焕要仿效洪武年间马云叶旺率领水陆大军在旅顺登陆作战，大败蒙古纳哈出十数万大军【81】——他的这种似隐似现的战略意图在其后的一道奏折中又一次得以显现：“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82】。

战幕尚未拉开，布局业已敲定——应该做的：有的袁崇焕已经在做了，比如整军、练兵、集权、筹饷；有的他也开始并且尽力做了，比如抚西以拒东；有的还正在准备去做，比如察看海道、揆度地形以及解决皮岛和毛文龙的问题……他有理由相信，五年复辽一定能够成功，他也一定能向皇上向朝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毛羽健所问“善后”，在其分析“辽不能复则祸不可言、而辽可复则苦不堪言”这种不复不是、而复亦不是之后，竟有“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之无端设问，袁崇焕对此只能笑笑：毛御史是不是太书生气了——说实在话，以毛御史之精明强干，岂有不知收复失土乃朝廷之本分及其意义所在？岂有不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真实内涵？岂有不知“今兵十二万、饷四百万，他日兵三十万、饷四千万”算法之大错？岂有不知“国不富民亦穷、然而仅仅是皇家内帑与众多皇亲国戚之财富，哪一家哪一户哪一处又何止以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或者千万计？”【83】【84】【85】

皇太极和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时间太短了，因之留给人们对“五年复辽”的成与否可能会有太多的想象。但就毛羽健五问、袁崇焕五答来说——其中哪一处不可行？哪一答又是欺隐呢？

二说“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这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二句“大话”，却是取自蒙古人因荒旱缺粮难以度日而求高台堡通市活命时、向袁崇焕所作的保证，见于《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