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皇太极分遣巴克什和希福传令西北归顺的外藩蒙古各部率领所属兵马，到达约定地点，以征察哈尔林丹汗。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奈曼部长衮楚克巴图鲁会于都尔弼（鼻）城；内喀尔喀诸贝勒所率兵马会于辽阳城；喀喇沁和科尔沁部会于绰罗郭勒。皇太极统领大军乘夜攻入察哈尔部的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等地，俘获了很多人畜而还。由于这次战争的胜利，更加确立了皇太极在漠南蒙古诸部心目中的盟主地位——这便是皇太极二征林丹汗【35】。
至此，林丹汗西迁不得不黯然告一段落。
蒙古察哈尔部与明廷、后金，三者都想或者曾经想在辽东有所作为。而后金势力的扩张，直接威胁着明廷和察哈尔。察哈尔部的强大，也妨碍后金征抚漠南蒙古诸部。对明廷而言，将察哈尔部与后金作比较，对其威胁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气势咄咄逼人的后金。正因为此，在明廷、后金和察哈尔部的鼎足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应当是主要的。后金为了对抗明廷，必须先征抚察哈尔部；而明廷为了对付后金，便要利用察哈尔与后金的矛盾，同察哈尔部联合抵抗后金的进攻。
因此，对林丹汗的西迁之举，明廷应当极力阻止。但其作法，却又特别让人失望，尤其是让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失望了——林丹汗西迁之前，漠南蒙古诸部就曾经要求明廷出兵阻止，但明军却没有任何动作；而在林丹汗西迁并肆意攻击右翼蒙古诸部之后，明廷对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于是，受林丹汗攻击并对明廷失望的蒙古诸部，只有明里暗里转投后金、与之联合对付林丹汗。而且在开初，他们还都持一脚踏两船的态度：一方面向明朝求赏、一方面投靠后金。
总之，明朝不积极招抚漠南蒙古，而林丹汗西迁对漠南蒙古诸部的打击与压迫也日渐加剧，再加上皇太极利用如此大好机会主动招抚，这三个原因自然就促使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最终倒向了后金。
很明显，林丹汗西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察哈尔以及喀喇慎别属朵颜三十六家等漠南蒙古部落对明朝来说，是其北部屏障。林丹汗自行撤离辽东西迁，严重损害了明朝的战略利益。对后金来讲，来自侧面的压力大大减轻，从此可以绕过山海关由蓟州方面直接威胁明朝的京畿地区。虽然后来明廷认识到了这一点，仍然给予林丹汗以右翼市赏，但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什么明蒙双方的联合对抗后金的问题了。
其次，林丹汗也就这样于无形之中失去了明朝方面的支持，从而在外部也彻底被孤立。没有了外援，内部又一哄而散离开了他这个全蒙古的共主，林丹汗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孤家寡人了。因为失策的西迁，他自己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第三，林丹汗西迁的唯一受益者是后金和皇太极。由于察哈尔西撤，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战略上三方相持的局面被打破。从此，后金既可以无所顾忌地借道蒙古进攻明朝，又可以打击一直与其为敌的察哈尔，从而掌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权。这是林丹汗错误决策的最严重的后果。
同时，林丹汗对内部的武力进攻，再一次将大量的蒙古部落推入后金的怀抱，从而大大加强了后金的力量。
（自天聪二年二月一征林丹汗、九月二征林丹汗后，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又三征林丹汗。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甘肃大草滩。次年四月，在鄂尔多斯托里图地方，林丹汗长子额哲与其母苏泰福金归降后金，并献上元代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其溃败四处逃散的察哈尔部众随之也纷纷归附。至此，皇太极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消除了来自西边蒙古对后金的威胁。从此，后金先后五次假道蒙古犯明，都避开了明军的宁锦防线，并以蒙古骑兵为响导，肆意对明境腹地进行蹂躏，实现了努尔哈赤“欲砍大树，当先断其枝叶”的构想——林丹汗西迁原因、经过及其后果的分析详见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希都日古著：《试论林丹汗西征的后果及其败亡》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36】）
后金所面临的重重危急就这样在林丹汗西迁前后于无形之中被化解了，皇太极从从容容地走出了困境。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有意外之喜：由于林丹汗的那么一打以及明朝皇帝的那么一推，他也只是这么轻轻地一拉，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便已经收到或者即将收到自己的菜篮子里……
说到底，还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明朝的皇帝成全了皇太极！
——待续——
第352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七）
续昨——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四莫须有的“九宗罪”
有论者宣称：一，袁崇焕第二次出关赴督师任之后，“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二，崇祯皇帝宣布袁崇焕的九宗罪“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
想不到，这第一句话里就出现了三个错误——
一是时间：1628年就是崇祯元年，正如上述，在林丹汗西迁之前，明、金、蒙三方相持，而后金则因为宁远、宁锦两战皆败等军事、政治及经济方面因素，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对明朝来说这当然是有利形势，不过时间不长，而且应该是在明、金宁锦大战之前后。崇祯元年，形势已经发生逆转了！
二是形势：林丹汗西迁，明、金、蒙三方在辽东的相持局面已经被打破，皇太极已经走出了困境，甚至还抓到了主动权了，而漠南蒙古诸部落的先后依附后金，使得明朝失去了朵颜卫这一对辽东北方边境重要的屏障，正转向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形势何利之有？
三是责任：皇太极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既是因为林丹汗西迁对漠南蒙古那么一打，也是因为崇祯皇帝自觉不自觉地那么一推，当然还有他自己机敏地抓住了两位对手亲自送上门来的这么大好的机会——皇太极窃喜之时，袁崇焕还在广西滕县白马圩赋闲呢。怎么？问题出来了，不在崇祯皇帝和明廷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把“负作用”一下子推到离北京数千里之外的广西滕县，合适吗？
第二句很有意思，特别是“为后金张罗的一切”更显得关键，起码为袁之“通虏”罪名先入为主地埋下了伏笔。
现在来看袁崇焕之复出再出关，原本是为“五年复辽”而来的，在他赴任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所说所做之事有记载的主要有如下所列数件：
一，在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上“五年复辽”方略；
二，处理宁远士兵因朝廷欠饷而发生的哗变；
三，整军，布防，请饷，查勘形势、重修锦州等城防；
四，修正复辽方案，上《为商定恢复之谋疏》；
五，着手处理东江军务，杀毛文龙；
六，高台堡市米；
七，与皇太极谋款；
八，率关宁军入援京师，包括布防、守蓟州、间道进京、驻军广渠门以及在广渠门与后金兵大战等。
对照崇祯皇帝八月十六日召群臣宣布袁崇焕的九宗“罪名”，除二、三、四项外，其余诸项果然差不多“一切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又被特别指出都是“为后金张罗的”，所以判定袁崇焕的动机必然就是想“通虏”、其目的也必然就是实现“通虏”——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与崇祯皇帝逮袁之前以及杀袁之后紧接着对袁之“罪名”的定位，很自然地吻合到了一起。而将此论者宣称的两句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说他对崇祯皇帝逮袁的理由是下了些功夫研究，而且也看出了崇祯皇帝宣布袁之九宗罪名的用心：这一切都是在袁崇焕“通虏”的假定之下被认定的。
正所谓：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又都没有可能。然而事实只能是其存在的惟一，所以在探究事实真相或者说寻觅其存在的惟一的时候，一定不要先入为主，尤其在评判一个人的功罪时，一定不可作有罪推定。
比如袁崇焕一案，早在关宁援军进京之前，崇祯皇帝就已经认定袁崇焕有“通虏”之嫌了，所以才有“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的记载【37】。到逮袁之前，在崇祯皇帝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袁崇焕“通虏”！而在这样的假定下，一切当然都有可能！
果然，八个多月之后崇祯皇帝再正式给袁崇焕定罪，其“五年复辽”必然是欺君、其谋款必然要斩帅以践其“约”、其市米必然要资盗资敌、其驻蓟州必然要引敌长驱、其请求入城也必然要胁以城下之盟等等，“一切”也都统统铁定了。
当时的人不能要求崇祯皇帝改变思维方式，更不能让他想一想“一切又都没有可能”的情况——因为他是皇上，在他的字典里、只有永远正确这几个字，金口一开也一定就是玉言，他有下旨的权力要求别人，别人只能服从却不能要求他。
但是现在不同了，至少在讨论人物评价问题的时候，人们在对方一旦作有罪推定的情况下，可以向对方提出改变思维方式的希望，也可以温馨地提醒对方：你想过“一切又都没有可能”了吗？
下面，将对“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的九宗罪试作具体辨析，这自然是基于本文第二部分所谓“通虏”罪名并不成立的分析——
一辨“托付不效”——
平台召对【38】【39】时，崇祯皇帝以东事托付，袁崇焕慷慨一诺，从而有“五年复辽”的君臣协定。这里，崇祯皇帝是在指责袁崇焕没有成效，甚至走到了反面：不仅复辽未见成效，反倒又让致皇太极大军破口而入兵临北京城下。
对此指责，至少有六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复辽的期限。
在君臣协定中，复辽的期限是五年。可是，从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的平台召对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被逮时，也才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连协定期限的三分之一还不到。难道就因为后金兵破口这一突发事件、而断定袁崇焕“托付不效”，甚至是袁崇焕因为无以了“五年”之局而“召敌”【40】【41】而“嗾奴阑入”【42】，这不是太牵强太武断了吗？
常听人说“秋后算帐”，这还远远没有到“秋后”呢？不要说五年以后的事情如何，就说现在，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算是写“八”字吧，这一撇也还没有写完，皇上竟急不可耐地算起帐来了，这是为什么？
第二，挖坑、欠债者与填坑、还债人。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明廷和崇祯皇帝在辽东，已经挖了三个坑，或者说欠下了三笔债：因朝廷欠饷引发的宁远兵变【43】，这是一；被前蓟辽督师王之臣撤掉又被后金兵毁坏了的锦州防线【44】，这是二；还有三，失去了蓟门屏障，更是一个巨坑、一笔巨债。这哪里是托付，是甩出去的烫手山竽呀——正如前述，蒙古察哈尔部西迁前后，崇祯皇帝明显失策的举措帮着林丹汗把漠南蒙古诸部落推到了后金的怀抱，首当其冲的严重后果就是蓟门失去了或可依仗的藩篱。如果说王之臣撤锦州之防，让明朝一下子就失去了二百里防线，那么漠南蒙古之去，则东自宁、前，沿边穿连辽、蓟、宣、大之燕河、石门、建昌、冷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墙子岭、古北口……又不知丢掉了多少个“二百里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