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不容易逃到京师来的刘文瑞等辽东难民，到一个老实巴脚的山西木匠，都成了“奸细”、都成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指证人，可信吗？而在锦衣卫的大堂上，已经被定为“奸细”的山西木匠如果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这无疑又是一个苦打成招的例子。而从这一例子更可以看出一些人挖空心思的真正意图：只要能构陷袁崇焕，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手段也都能拿得出来！
还有更发人深思的事：如果说在刘文瑞等七人的“奸细”案中，崇祯皇帝还只是躲在幕后、羞羞答答不愿意公开出头露面的话，那么在这个山西木匠的“奸细”案中，皇上已经赤膊上阵不再顾忌什么了——因为“执公秉正”的李若琏审出来的结果不合皇上之意，所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如此一来，皇上也就满意了。可对李若琏呢？不满意的皇上甚至愤怒到了立竿见影将其即“降二级”并令其“回卫”的地步。
再瞧瞧这位皇上吧，一个急于求“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甚至稍不如己意便施报复的小人形象，在这里被刻划得多么鲜明！
现在，谁也不知道在袁崇焕一案的案卷里，还有没有“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的有关袁崇焕“谋叛”的证据，因为据说所有关于袁崇焕一案的档案不见了（从网上一些论坛里看到，有人声称在《乾隆起居注》里有记载说乾隆皇帝“曾下令毁去有关袁崇焕的不利记载”。笔者不知其真假，自然不能妄加评论。可最近又听说声称者在其博客里已承认将某网友“编造”的东西，“引用”到了自己的某小说中，甚至为此“抱怨”某网友。笔者同样不知其真假，但因为据说某小说是“作者以史料为依据”、“比某些所谓史学家作的史书，更合实际”、甚至已经“成了那么多人眼中真实历史”，所以特别希望：一，所谓乾隆皇帝毁档案的事千万不要在“编造”之列；二，由声称者明确给出其出处，以免读者误入岐途，误认为是声称者自己也在“编造”、或者又“引用”了什么什么网友“编造”的东西。果能如此，也F将更利于对袁案有兴趣的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但就目前来说，仅就能够看到的上述《李若琏传》的记载，即使案卷里还有不少类似这样“乃以为真”的证据，恐怕都难以取信于人了。因为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弄到的证据，是不足相信的。也正因为这样，从上述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通虏”与“谋叛”的罪名纯属捕风捉影，是崇祯皇帝强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根本就不能成立。
顺便说一下：历朝历代，肯定有宁可降级丢官甚至坐牢杀头也不肯用他人的生命去换个一官半职、就像李若琏这样即使任职锦衣卫的人；同时，不可否认也肯定有媚权媚上阿臾奉迎用他人的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屑小，就像刘侨一样——应该引起警惕了，人们！无论是为事业而不断进取、或者是为生存而拼力挣扎、抑或是单纯就为那些被栽脏被诬陷而蒙冤的人。
——待续——
第351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
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六）
续昨——
三辽东形势大逆转：究竟是谁成全了皇太极？
天启、崇祯之交的近两年时间里，明、金、蒙古三方在辽东的形势出现了大逆转——蒙古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势力退出辽东，漠南蒙古诸部落逐步依附金国，明朝失去了朵颜卫这块辽东北部重要的屏障，而金竟然在明、蒙双方的“帮助”下走出了宁锦大战失败后所陷入的困境——对于分析强加在袁崇焕身上的那些“罪名”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且看在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与辽东形势有关的一些主要事件：
一，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西迁；
二，皇太极二征林丹汗；
三，明蒙关系恶化；
四，漠南蒙古依附皇太极。
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六月以后，金国汗皇太极常常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这不仅仅是因为宁锦大战战败了，而且还有更深层次内外交困的原因——
首先是内部，皇太极已经陷入了困境：一是皇太极称汗后，遵照太祖遗训，仍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21】，实际上就是大家轮流执政，以至于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22】；二是与明朝开战，遭到了明朝的经济封锁，建州的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因此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23】，同时由于漠南蒙古和朝鲜对建州，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盗贼繁兴”；三是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24】。
其次，外部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此前不久皇太极派阿敏入侵朝鲜、虽然威逼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朝鲜并未真正屈服、以“事皇朝者所以事大”的态度仍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5】；二是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廷的支持下与建州争雄；三是宁远、宁锦两次大战都败于袁崇焕之手，说明明廷在熊廷弼、孙承宗之后还有主持辽东大局的人才，而且仍有相当实力。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26】，一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后金，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
显而易见，如果就这样拖下去，对后金对皇太极都是很不利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竟有了明朝袁崇焕的被罢斥、新任督师王之臣的撤防锦州以及蒙古林丹汗察哈尔部神使鬼差的西迁——皇太极及时地抓到了这个机会，而且轻而易举地让后金和他自己渡过了危急、走出了困境。
林丹汗率察哈尔部西迁，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在推动蒙古已经又一次走向强盛之际因为经营左翼的失败，导致内喀尔喀和科尔沁等部先后与建州会盟；二是以期在右翼方面获得进展，并求得在右翼恢复汗权，从而继续称霸蒙古诸部落；三是继续获得明朝的抚赏。
西迁的经过可以分两个阶段。从天启七年三、四月间起兵到十一月间、占据归化城为第一个阶段，其重点是击溃右翼诸部入据其领地。从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秋是第二个阶段，其重点是兼并右翼，巩固其对右翼地区的占领【27】。
林丹汗西迁之初，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位于归化城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之间的哈喇慎部。
哈喇慎部因势单力穷，不得不求助于明朝。当明方尚在犹豫之时，林丹汗已经拥兵十万兵临城下、并一举击溃了哈喇慎部，喀喇慎自此瓦解。只有驻牧于辽西的朵颜三十六家、以及包括东土默特部在内的喀喇慎部，依着有利的地形得以保存。此后，朵颜三十六家仍打者喀喇沁部的旗号。
天启七年七月，林丹汗到达威宁海子，十一月攻克归化城，逼走顺义王卜石兔于河套。西征初步奏效，林丹汗更加雄心勃勃地向西挺进。
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崇祯元年初，在首先兼并了土默特东哨兀慎、摆腰诸部、并蚕食永邵不之后，一路夺关斩将的林丹汗又有了新的杰作：兼并了土默特部强枝那木儿台吉，即五路黄台吉部。
明朝也有一些有心人密切注视着林丹汗的动向，并且也看出了林丹汗与卜石兔两家火并对自己的不利。延绥巡抚岳和上疏说：“利在插则彼耽新地而移故巢,辽藩已薄；利在宣（卜）两部则彼挟西忿而东媾，辽祸兹”。出于此种考虑，岳和主张分别派人到这两家，一方面劝说阻止林丹汗西迁，同时调停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落的矛盾，以免发生火并【28】。可惜，岳氏的这一主张并未引起明廷的重视。
正当明廷还在犹豫不决时，朵颜三十六家与哈喇慎残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等部对林丹汗进行报复，在早(旱)落乌素击败了他，杀伤其人马万余。
就在此时，朵颜三十六家贝勒苏布地杜棱、朵内衮济等致书皇太极，希望建州出兵，以求能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从而一举歼灭林丹汗【29】。
皇太极正巴不得如此，又恰巧遇到辽西锦州撤防、帮他打消了后顾之忧，同时为表明其联合征讨林丹汗的诚意，当年二月便亲自率精锐之师征战察哈尔。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贝勒为先锋，率精兵先进。多尔衮探知多罗特部青巴图噜塞棱及其部众在敖穆伦住牧，于是合兵袭击了敖穆伦，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噜受伤遁走，台吉固噜被杀，其部众万余人被皇太极俘获，从此拉开了统一漠南蒙古的战幕——这便是皇太极一征林丹汗【30】。
首战告捷，皇太极大喜：他知道这一战将对漠南蒙古诸部产生深刻影响。
果然到了四月，敖汉部琐诺木杜稜、巴林部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朱习礼等即率众归附后金。
五月，皇太极听报：顾特塔布囊部自察哈尔逃至蒙古阿喇克绰忒部，凡遇归降后金者，便辄行截杀。遂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军攻打该部，擒杀顾特塔布囊，尽收其民，俘获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
也就在这个五月，在明、蒙边境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新平堡事件【31】：因为林丹汗的亲信贵英恰入边讲赏而被明将所杀，林丹汗遂围攻大同。此时，明廷陕西道御史李柄与之谈判，表示愿意以插部重新东归辽土为条件，恢复其全部市赏【32】。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局势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到了六月，情况却发生了突变，不错的选择成了泡影：“锐精边事，欲矫时弊更辙”的崇祯皇帝拒绝了李柄与林丹汗的谈判结果，并“以市赏徒耗金钱坠军实”及“卜素没”为由而革其赏，而且态度强硬坚决，虽然“时插冀邀卜素之赏，边臣屡为请”，竟“不允”【33】。
明蒙关系由此开始恶化，林丹汗继续其既定西行之策，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漠南蒙古各部落、加速了他们归附后金的步伐。
七月，漠南蒙古诸部落事态的发展和崇祯帝的决绝态度更加出人意外：“塞外诸夷以苦饥请粟，崇祯帝不许。初，广宁塞外有炒花、暧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部，皆受明朝抚赏。建州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俱通建州，尽革其赏，诸部皆哄然。会塞外饥，请粟，崇祯帝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尽折归建州。”（【34】，大好河山：《蒙古插汉部的西迁改变了后金的命运》）
漠南蒙古诸部依附后金，大明朝北边的一道屏障从此消失，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就直接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建州面前了！
不久，喀喇慎部及其别属即遣使团到沈阳，与后金谈判议和，结成联盟，决定共同攻打林丹汗。
就在哈喇嗔部归附建州之后，明廷这才想起弥补失误，又从蒙古内部纠合反对林丹汗的部落，以“永邵卜合卜石兔诸部之兵抗插”，然而收效并不大，甚至仓促纠合在一起的联军很快就被林丹汗击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