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有时在内心深处会觉得自卑，其实在所有南朝皇帝中都或多或少有自卑情结。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是华夏正统，却被异族赶到了江南做偏安皇帝。
现在的江南是中国经济的重心，但在南朝中前期，因为开发的太晚，江南经济远不如黄河流域富庶，尤其是关东地区。比如后来与梁朝并列的东魏政权面积仅是梁朝的近三分之一，而东魏人口却是梁朝人口的一倍还多。
南朝皇帝们在自卑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他们对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当南朝灭亡时，历代汉人们在江南的辛勤劳动终于开花结果，让江南经济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和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强大经济带，并在宋朝最终超越黄河流域，完成了中国经济重点由北向南的过渡。
在小农经济时代，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多寡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六世纪中前叶的中国，北魏占据着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人口三千二百万左右。而梁朝没有明确的人口统计数，一般认为梁朝人口约为八百万，和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近六百万差不多。
但《宋书》记载的这个人口统计只是纳入官方税收系统的数字，并不包括当时大量被豪强隐匿的荫户，刘宋的实际人口不可能只有六百万。梁朝疆域面积不如刘宋广大，但也有约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人口却比刘宋多。虽然梁朝没有留下具体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不过从三点可以推断出梁朝人口要多于刘宋。
一是从京师建康的城市发展规模上就可以看出来。梁朝建康城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康城区西起长江岸边的石头城，东至倪塘，北至钟山，南达石子岗，周长近七十公里。
建康城的人口在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时，户口只有四万，人口二十三万。而到了梁朝极盛时期，建康户口翻了近五番，达到二十八户，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六世纪的建康城，是当时世界上城建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二是《魏书.邢峦传》记载了邢峦上疏劝元恪伐蜀的奏疏，其中提到了益州户口约“余十万”，而刘宋大明八年时益州户口只有五万三千多户，人口二十四万。以每户五口计，梁朝益州官方统计的人口当在五十万。益州如此，其他各州的人口也应该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三是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曾经“大索貌阅”，当时全国有六百万户，其中就有近二百万户是从豪强的地头上清查出来的。南朝豪强隐匿人口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百分之三十的概率计算南朝隐匿人口都算便宜的了。
有种说法认为如果算上荫户，刘宋极盛时的人口当在二千万左右。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梁朝的人口比刘宋只多不少，由此可见，萧衍的家底已经相当厚实了。
江南和北方不同，这里开的晚，虽然经过东晋宋梁近二百年的开发，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农民逃荒，江南依然还有大片尚未耕种的土地。土地没人耕作，就意味着萧衍的钱袋子会少收一大笔钱，萧衍必须对自己袋子里的钱负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萧衍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是通过各项减免赋税的政策，来吸引流民回乡耕种。萧衍曾经下过一道《听流民还本诏》，劝弃地逃荒的流民返回家乡，并开出了一系列不错的价码，包括免除三年的税赋。
萧衍也留了一个后手，如果这些流民不愿回乡，也可以留在现居住地生产生活。不过要“土籍为民”，就是办一个户籍变更手续，流动人口变成常住人口，这样当地政府可以照章收税。为了方便流民回乡安心生产，萧衍在诏中特别提到，当地的富户们不能以各种借口兼并土地，要保证每个回乡的流民都有地种。
经过萧衍多年的努力，江南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老百姓都有地种，即使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也有政府养着，社会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老百姓能吃上饭，这是萧衍对天下做出的最大贡献！什么是太平盛世？标准千条万条，但有一条是铁律：老百姓有饭吃。这一条不合格，是不会有太平盛世的。
江南经济在南朝时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江南水网密布，大江大河纵横南北，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建康是南朝经济的龙头支柱，建康城最繁华的时候，“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甚至到了隋朝灭陈后，建康仍然是“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并不比当时北方两大经济中心城市长安和洛阳逊色。除了建康，广陵（今江苏扬州）、江陵（今湖北江陵）、成都、会稽、广州都是南方著名的商品交易中心。
广陵“重江复关之隩，四会五达之庄，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闾扑地，歌吹沸天。”经过南朝的迅速发展，到了唐朝中后期，广陵已经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视金钱如粪土的风流才子李白，都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江陵是连接长江中上游和中下游的头号军事重镇，同时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品汇集地，“商赂所聚”，实际上江陵在西魏攻陷之前，一直是南朝的副都，加上地理位置的优势，经济发展非常快。
成都自西汉以来，一直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因为成都盆地物产丰厚，许多外地客商都来到这里淘金，许多人都发家致富。
会稽是古越名都，在杭州成为浙江行政、经济、文化中心之前，会稽是浙江的头号重镇。以会稽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之内，是江东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广州地处南海，是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甚至是欧洲通过水路来华贸易的必经之地，所以广州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广州也是南中国和海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虽然萧衍有时在想，如果能把元诩的那份家业也搂过来，那他就是天下头一号大财主。但中国这么大，划去一半的地皮，也足够萧衍子孙几辈子吃喝了。萧衍和齐武帝萧赜很相似，他们都是攒钱能手，宁可被人骂作铁公鸡，也不乱花一文钱。
萧赜其实也是个不错的皇帝，只不过名气没有萧衍大，要论实力，这对同族兄弟水平半斤八两。不过有一点萧赜是比不上萧衍的，就是萧衍信佛，而萧赜差点就要灭佛了。萧衍的绰号“菩萨皇帝”世人皆知，在皈依佛门之后，萧衍的治国政策肯定要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
要由红尘入得佛门，首先要遵守著名的“佛家八戒”，《西游记》中那头扛着九齿钉耙的神猪的大号就是这么来的。《八戒》中的第一条就是“戒杀生”，佛家有句俗语说的好：“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说的就是出家人应该以慈悲为怀，不要轻言杀生。
这时萧衍虽然还没有剃度，但却是带发修行，佛祖说的每一句话，萧衍都奉若神明。
天监十六年三月十五日（517年4月21日），“准菩萨皇帝”萧衍给宫内织纺下了一道内旨，让他们以后再制作衣锦服饰的时候，不准绣上仙人和鸟兽鱼虫的图案。如果印上这些图案，裁剪的时候必然会把这些“生命”的头和身体剪成几段，这明显有违人道，所以萧衍下令禁止。
这些绣在锦上的“生命”都能得到萧衍如此的仁爱，那些货真价实的生命自然也从萧衍那里领到免死通知书，这里所说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祭祀用的猪牛羊们。
祭祀时宰相的猪牛羊也称三牲，鲁迅曾经戏称猪羊之所以被宰杀，主要是它们“满面呆气，终生糊涂。”不仅朝廷要杀它们，在民间它们一样没好下场。倒是牛可惜了，牛是小农经济的头号主力军，平时没人舍得杀牛，只有朝廷祭祀时杀上几头倒霉的牛。
萧衍觉得这些被放倒在祭台上的动物们很可怜，为了祭祀死人，却把活着的动物杀了，难道有些不人道。萧衍专门就三牲问题下了一道《量代牲牢诏》，说杀生逆天，会遭天谴的，决定改变这一陋俗，以后改用面捏成猪牛羊的形状，祭祀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