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励精图治（1）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上（指唐太宗李世民）谓房玄龄、萧瑀（后梁明帝萧岿之子、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仁者见仁。虽然唐太宗李世民站的角度不同，但不论如何，隋文帝的勤政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间也是很少见的。这几年里，隋文帝一面忙碌着对付突厥，一面还在继续着他的改革。
开皇三年四月，隋文帝下令将三省六部中的度支尚书改称民部尚书，都官尚书改称为刑部尚书；又命尚书左仆射负责吏部、礼部、兵部三部事务；尚书右仆射负责民部、刑部、工部三部事务；废除光禄寺、卫尉、鸿胪寺以及都水台四个机构；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十月，他又下令废除了河南道大行台，以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统辖陇右各州；原河南道行台民部尚书杨尚希建议：“我看当今的郡县与古代时期相比要多出一倍，有的不足百里之地，就设置了好几个县；有的不足一千户人家，却设置了两个郡。官员数量增加，朝廷要支出的俸禄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朝廷从百姓那里征收的赋税却在逐渐减少，人民少而官员多，就好比是十只羊就有九个牧羊人。如今，应该保留要害部门的官员，沙汰冗官，合并小郡，这样一来，国家就不会再浪费资财，而由于职位变少，朝廷所选拔的人才也会百里挑一，更容易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苏威也请求废除多余的郡县，隋文帝同意了，十二月一日，他下诏废除全国的郡，只保留州一级的建制。到南北朝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不论是北朝抑或是南朝都设置了大量郡县，在隋文帝篡位前北周境内就有二百一十一个州，五百八十个郡，每个州郡管辖的地域都非常小，虽然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但也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这一年，隋文帝还视察了长安城内的粮食储备，认为都城内的粮食储备还是不足，于是，他下诏命令西自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东到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关东地区沿黄十三个州招募男丁负责运输，将关东地区以及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的粮食运往长安；他又下令在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省华县）设置广通仓，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设置河阳仓，四个国营粮仓之间可以相互转运，确保帝国后方的粮食安全。当时，不少州刺史是武将担任，很少有称职的，治书侍御史柳彧上书称：“过去，东汉光武帝刘秀与云台二十八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等天下太平之后，这些武将们并没有被光武帝授予实职。我看到任命和千子为杞州（今河南省杞县）刺史的诏书，和千子担任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刺史的时候，赵州百姓传唱歌谣称：‘老禾不早除，余种秽良田。’和千子是员武将，骑马打仗是其所长，治理百姓却一窍不通，如果皇上认为需要安抚年老的有功之臣，自然可以赏赐给他大量财物，如果让他出任刺史，国家损失实在是太大了。”隋文帝看了，连连称善，遂免去了和千子的刺史一职。柳彧还认为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民间都要燃放花灯，通宵游戏，他又上书请求予以禁止，他说：“我看到京师以及地方上每年正月十五晚上，大街小巷里都挤满了人流，人们聚集在一起游戏，锣鼓喧天，火炬照地，拿出全部家财，争奇斗艳。一家老小，不分贵贱，男女混杂，僧俗不分。**盗窃案件由此而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延续这种陋俗，浑然不觉，这无益于教化百姓，反而确实是有害的，请求予以禁止。”隋文帝同意了。
开皇四年（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一月，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人制订出《甲子元历》，隋文帝于同月二十九日下诏颁布天下。由于渭河含沙量太大，河床深浅不一，运粮船只非常危险，六月二十二日，隋文帝下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领工程技术人员、民工，开凿一条从大兴城东郊到潼关三百多里的水渠，将渭河水引入这条水渠内，取名广通渠，渠水内水势平稳，从此以后，关中漕运全依赖这条运河。民部尚书长孙平又上书称：“命令百姓们每年秋后每家缴纳一石以下粮食，具体应缴数额按照贫富差异浮动，就地储存起来，由政府委派专人管理，等到灾荒之年到来时再发放给灾民，定名为义仓。”隋文帝同意了。
开皇五年（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5年）五月二十九日，隋文帝下诏在全国各地设立义仓。当时，民间很多人谎报年龄，有的称年过六十，有的称不足十岁，以逃避赋税劳役，关东地区是北齐的旧地，这种情况更加普遍。隋文帝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要求基层户籍人员要亲自“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并加大了对基层统计户籍人员的惩处力度，一旦发现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里正（二十五家为一里）、党长（一百家为一党）全部发配到边地；他还规定，堂兄弟之间都要分门别户，防止藏匿户口，经过这次人口普查，隋朝户籍上新“增加”出人口共计一百六十四万人。与此相配合，高颎又认为，百姓的各种赋税、劳役都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而各地在确定每户等级时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年一月五日，各地县令要到每家每户按照朝廷公布的统一标准，确定每家每户的等级，作为缴纳赋税、承担徭役的依据，输籍法的核心是轻税法，让百姓们心里明白，他们如果作为政府在籍农民向政府缴纳的赋税远比依附于豪强地主要少得多，促使普通百姓脱离豪强的庇护，成为自由民，输籍法不仅杜绝了官吏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史称“自是奸无所容矣”。从此以后，每年各州向中央政府缴纳的赋税，黄河以南的经潼关、黄河以北的经蒲坂，运粮车船浩浩荡荡，数月络绎不绝。
在加强经济基础建设的同时，隋文帝还十分重视上层建筑方面的建设。在建构了三省六部制后，隋文帝又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开皇六年（陈后主至德四年，公元586年）二月，隋文帝又下诏命令全国各地州刺史的高级佐官如长史、司马等，每年年底要进京亲自向皇上述职。他还从改革文风入手，进而营造一种朴实无华的社会风气，他要求各类公文都要有事说事，不得片面追求浮华的文辞，让人读了半天如堕云雾之中，空无一物，不知所云。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奏表文辞华丽，但却让隋文帝读起来生厌，他下令将司马幼之交付有关部门治罪，以期杀一儆百。治书侍御史李谔也痛斥当时文风浮华轻薄，他上书称：“曹魏三曹崇尚文辞，不深入研究身为君主应该学习的治国理政的大道，而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上行下效，遂成为社会风俗，这一恶习一直延续到东晋，到了齐梁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竞相为一个韵脚的神奇而苦心孤诣，争相夸耀自己文中出现的一个巧妙的用语；连篇累牍，却让人不知所云，堆积如山，文章中不过是些风花雪月。民间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才能的高低，朝廷也凭借这来提拔重用官吏，有了这一刺激，人们对此更加喜爱，于是，上自公卿子弟，下到民间顽童，六十甲子都数不清，就开始学习五言诗了，至于儒家的经典论著却弃之一边，未尝入耳。人们以骄傲怪诞为清高，以随心所欲当作功劳，指斥儒家太古板，会写诗作赋的就认为是君子，这样一来，人们的文章越来越繁琐，而朝政却越来越腐败，这都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抛弃了圣人的做法，把没用的东西当作有用。如今，朝廷上虽然颁布了这一诏书，我听说在偏远的地方上却积习未改：对于仁孝的人排斥在外，不予录用，而将那些文章华丽、辞藻轻薄的人当成人才，选拔出来充当官吏，送到朝廷，这都是因为刺史、县令们不听诏命的缘故。我请求陛下派人进行调查，对于顶风违抗的地方官员要严加惩处。”又上书称：“现在的士大夫们为了地位，不顾廉耻，拼命往上爬，我请求抓几个典型予以处理，以扭转不良的世风。”隋文帝下令将李谔的奏表全文复制，颁布天下。隋文帝还命令礼部尚书牛弘制定《五礼》（吉、凶、军、宾、嘉礼），共计一百卷，开皇五年一月十一日，隋文帝下诏命令实施新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