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拒谏饰非

邙山之战后高欢除了树立世子高澄的权威、继续打击腐败、迎娶茹茹公主、构筑北方防御体系之外，他还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核查户口；二是讨伐山胡；三是下令修史；四是平定叛乱。

邙山大战造成东西魏两国大量战斗减员，西魏宇文泰依靠大规模招募关陇集团豪强来增加军队数量，东魏的高欢则于武定二年十一月任命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别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普查，查出没有上户籍的有六十多万户，勒令流寓他乡的一律返回故里。同月，高欢又率军讨伐山胡，他兵分两路，以斛律金为南道军司，由黄栌岭（山西省离石市与汾阳县之间）北进，他自己则亲自率军从北路，翻越赤洪岭（在离石市城西），两军在乌突戍（即乌突城，山西省临县白文镇境内）会师，一举将山胡击破，俘虏一万多户，全都分配到各州。武定二年，东魏朝廷还以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魏收撰写魏史。魏收在北魏末年与温子升、邢邵齐名，并称为三才，但他却才高行薄。东西魏分裂后，东魏与南梁和好，双方互派使者，魏收也曾出使梁国，在建康期间，他购买南方的婢女，部下买来的婢女，他也唤来**，为此，梁朝负责接待的人员还受到了追究。孙搴死后，司马子如向高欢举荐了魏收，可是，高欢却非常讨厌魏收，经常因为写文做事不合高欢的心意，被高欢责骂，甚至鞭打，后来，司马子如来到晋阳，魏收请司马子如在高欢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司马子如遂在宴会上找个机会对高欢说：“魏收是天子的中书郎，乃是一国的大才，请大王对人家态度好些。”但仍然不受重用。魏收过去在洛阳时非常轻薄，人称“魏收惊蛱蝶”，他还恃才傲物，与堂叔魏季景同在高欢府上，李庶曾对魏收说：“霸朝便有二魏。”魏收素来瞧不起自己的这位堂叔，当即说道：“你把我和我的堂叔相比，就好像是把李耶输与你相提并论。”李耶输是尚书令李继伯的儿子，以愚蠢闻名。十三年前，当时北魏节闵帝元恭在位，二十六岁的魏收时任散骑侍郎兼任中书侍郎，就曾负责编修过国史，他本指望着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能够脱颖而出，登上大位，可是，由于高欢看不上他，仕途就此止步，因此，郁郁不得志的魏收就请求编篡国史。崔暹对高澄建议说：“修史事大，大人父子功业都要载之于书中，传至后世，这件事非魏收不可。”武定四年八月，高欢来到邺城，于西门豹祠设宴，他对司马子如说：“魏收当史官，书写我等的善恶，我听说北伐时朝中贵人都曾给史官馈赠衣食，司马仆射也曾送过没？”遂哈哈大笑。又对魏收说：“你不要看到陈元康等人在我眼皮底下奔走，就认为我会说他们勤劳，我后世的名声全在你的手上，别当我不知道呢。”但此时魏收似并未受命系统地编篡《魏书》，而是负责起居注及搜集整理北魏末年以来史料的工作，等到7年后的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北齐第一任皇帝文宣帝高洋正式下令魏收撰写《魏书》，到天保五年三月写成上奏。

武定三年年初，高欢还挫败了一场企图谋杀自己的阴谋。原徐州刺史任祥之子任胄聪慧豪爽，从小就跟在高欢的身边，天平中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任胄家里很富，但他却很贪婪，因贪污受到有关部门的弹劾，高欢赦免了他，任命其为都督。第一次玉璧之战后，高欢因晋州紧邻西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遂以堂弟清河公高岳为行台，镇守在那里，以任胄担任高岳的下属，可是任胄却不以为意，经常纵酒游荡，高欢知道后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通。任胄心里害怕，遂暗中派人与西魏联络，有人向高欢告发，追查下来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高欢又赦免了他，但却对他说：“我以诚待人，自认为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况且，从黑獭那边归降的人络绎不绝，假如你真有此事，不愁以后我不会知道。”任胄内心不安，时刻担心哪天高欢知道了实情，自己会身首异处。当时，仪同三司尔朱文畅以及参军房子远、郑仲礼等人都阴险无赖，时年十八岁的尔朱文畅是尔朱荣的第四子，高欢出于尔朱荣门下，又娶了尔朱文畅的姐姐大尔朱氏，因此，对尔朱文畅一直不错，任命其为肆州刺史。尔朱文畅则想恢复其父昔日的荣耀，尔朱氏过去就很富裕，尔朱文畅大肆招徕宾客，图谋不轨。任胄遂结交了尔朱文畅以及丞相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郑大车的弟弟）、房子远等人，他们平时整天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表面上看似是酒肉朋友，其实是想寻找时机除掉高欢，推举尔朱文畅为主。北魏以来正月十五日就流行一种打竹簇的游戏，能打中的，立即就赏赐给布帛。他们计划当夜动手，令郑仲礼身怀利刃，趁高欢观看之时杀死高欢，立尔朱文畅为主。结果，任胄的家客薛季孝向高欢告发，审讯之下，全都认罪，被杀。因尔朱文畅的姐姐尔朱英娥和郑仲礼的姐姐郑大车都是高欢的爱妾，因此，两家其余亲戚都没有受到牵连。

这些年来，年迈的梁武帝萧衍却越来越刚愎自用起来，散骑常侍贺琛就梁国面临的危机总结出四条劝谏梁武帝，一是户口减少，原因在于苛政；二是官吏贪婪残暴，原因在于风气奢侈浪费；三是陛下身边的人刻薄；四是应当减少工程，让百姓休养生息。（贺琛奏疏的详细内容见上卷75节）本来贺琛提出的问题也不算什么，谁知听惯了好听话的萧衍读完奏疏，当即勃然大怒，他将秘书召到跟前，亲自口授诏书斥责贺琛，他说：“朕拥有天下四十余年，从宫门上奏来的正直之言，我每天都能听到，他们所说的事情与你说的差不多，每每因为公务繁忙无暇一一作答，反而令人更增添一层困惑。你不应该与他们这些无知之人一样，仅仅是为了博取名声而对路人们到处宣扬：‘我能上书言事，只可惜朝廷没有采纳。’你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说出：某个刺史骄横残暴，某个太守贪婪苛刻，尚书省里、御史台里某人奸猾，朝廷派到地方的使者横征暴敛，又是何人？被他巧取豪夺的人又姓甚名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也好查明以后予以追究，该杀的杀，该罢免的罢免，再选择贤良之人。另外，你说人们的饮食过于浪费，如果严加禁止，深宅大院，政府如何得知？假如家家搜查，恐怕更增添混乱。如果你说的问题是指朝廷，那么，我本人决无此事。从前的皇帝在祭祀的时要宰杀牲畜，很久以前我就下令不再宰杀了，朝廷宴会，也只有蔬菜而已，假如把蔬菜也减去的话，肯定招致《诗经·蟋蟀》那样的嘲讽了。如果你说的浪费，是指我所做的法事，但是，在法事上使用的都取自御花园中的蔬菜，一个瓜果变出数十种制作方法，把一道菜烹调出数十味，只是变换些花样，又怎么说得上是浪费呢？除了公家的宴会外，我从来不吃国家的粮食，这已保持了很多年了，包括宫中的宫女也是如此。所有的建筑工程，都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全都是出自我个人的腰包。朝廷官员有的勇敢，有的胆怯，有的贪婪，有的廉洁，各有各的用处，并非朝廷要给他们撑腰，让他们去作恶。你认为朝廷荒谬，你却享受到这种荒谬，你说要提倡节俭，朕已经断绝房事三十多年了，我的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床，精雕细刻的物品从来不允许入宫，生下来就不喜欢饮酒，不好音乐，所以，朝中举行的宴会从来不演奏音乐，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不论事多事少，朕三更以后就爬起来批阅文书，事少了在中午之前能处理完毕，事多了，要一直忙到太阳偏西才能吃上饭。我一天只吃一顿饭，不论白天黑夜，过去，我的腰围超过五吃，现在已经消瘦得只剩二尺多了，我过去的腰带还在，这不是瞎话。我这是何苦呢？还不是为了拯救苍生！你还说：‘文武百官纷纷上书，竞相施展阴谋贪图富贵、进取。’如今，不让外人上书言事，哪谁能担任？专门委任一人，怎能找到合适人选？古人说过：‘只听从一人，就会生出奸邪；只委任一人，就会引发大乱。’秦二世任用赵高，汉元后委任王莽，指鹿为马，岂可效法？你说：‘吃毛求疵’，又是指何人？还说‘陷害很深’，又是指何事？哪个衙门、机构应当裁撤？哪里的建筑工程是不必要的？哪种征调应当减缓？都一一指出，再行上奏！富国强兵之法，与民休息之策，都一并列出！如果不一一说出，那就是欺骗朝廷。我等着你再写出奏疏，我一定会认真阅读，并交付尚书，颁布天下。”贺琛见梁武帝动怒，吓得再不敢多言了，只是连连谢罪而已。

梁武帝个人当然非常勤政，但他却对士大夫、亲属过于宽容，梁朝地方官吏大多鱼肉百姓，使者骚扰地方；他还亲近奸佞小人，又喜欢挑别人的小毛病；他建造了大量佛寺，浪费了大量钱财；江南长期安定，风气奢侈浪费，这也都是事实。另外，梁武帝崇尚文雅，刑法非常简单，身处高位的官员也不把审案当回事，致使下级官吏招权纳贿，贪赃枉法，梁武帝年老以后，专心佛事，每当判决一桩重罪，总要一整天都不高兴，即使遇到谋反大案，也往往哭过一阵，就下令赦免了，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子弟更为骄横，在大白天公然杀人，夜里大胆抢掠，罪犯躲到王侯家里，执法部门也不敢上门搜捕，这就是梁武帝治理下的真实情况，而贺琛正是说到了这些，所以才让他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