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方向：梁军豫州刺史夏侯亶进入北魏国内后，连战皆捷，魏军在淝水两岸筑城，夏侯亶与湛僧智率军奔袭，将其击破。梁军又进攻黎浆，贞威将军韦放（韦叡之子）又从北路前来会合，梁军回师后，接连攻下魏军五十二座小城，俘获七万五千多北魏百姓，二十万石米。十一月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只好投降，寿阳重新回到梁朝怀抱。十一月二十二日，梁朝将李宪放回魏国，以寿阳作为豫州治所，改合肥为南豫州治所，任命夏侯亶为豫州、南豫州二州刺史。梁魏两国长期在寿阳地区作战，这里的百姓流离失所，夏侯亶担任刺史后，轻徭薄赋，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很快的，寿阳的户口就恢复了旧观。

东面：这一年年底，北魏齐州（治所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百姓刘树等人谋反，攻陷郡县，屡屡击败北魏地方军队。齐州刺史元欣任命房士达率军将其平定。

西南方向：梁将曹义宗率领梁军从穰城进攻新野，北魏派遣都督魏承祖以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篡前来救援。曹义宗所部失利，不敢继续推进。

北魏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连年的征讨行动耗尽了北魏国库，北魏政府不得不向百姓预征六年的税赋，但即便是这样仍然不够，只好取消了给付百官的酒肉，还下令凡是到市场里去的人都要抽取一钱的税，包括店铺旅馆都要交税，弄得百姓人人怨恨。吏部郎中辛雄上书认为：“各族民众聚集在一起发动叛乱，难道说对政府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只是因为朝廷派下去的地方官吏不称职，百姓们忍无可忍罢了。应该趁机及时安抚百姓们才是，但是，地方官吏的选拔历来不受重视，贵族子弟和干练的人才都不屑到地方任职。应该马上改变这一弊端，将各地郡县分为三等，任官之法要兼顾门第和才能，如果不能兼顾，要优先考虑才能，再考虑门第，不要再受排队制度的限制。三年进行一次考核评定，考核称职的，晋升为京官；没有在地方任职经验的，不得担任京官。这样一来，人人就会自我勉励，百姓的冤屈就会申雪，叛乱自然就会平息了。”但胡太后对此并没有采纳。

孝昌二年这一年是河北叛军初起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自从六镇叛乱以来，魏军在与叛军的交手中，败多胜少，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一是叛军战斗力较强。六镇和河北叛乱的主体是六镇镇民，他们本身就是北魏正规的边防军，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与历代农民起义大为不同，因此，他们一组织起来就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另外，六镇镇民相互之间关系盘根错节，互通声气，一呼百应，这也是能够迅速蔓延的一个因素。二是北魏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六镇叛乱只是一个导火索，北魏社会从孝文帝后期以来即积淀了种种矛盾，这主要表现在：1、汉化与非汉化之间的冲突。孝文帝改革对于促进鲜卑汉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中的强化门第观念等等措施，就不见得有多少先进性，也从根本上冲击了北魏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2、百姓负担沉重。从孝文帝迁都之后，北魏百姓一直都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先是建设洛阳，继而孝文帝三次发兵南下，孝文帝去世后，宣武帝一朝始终没有改变与南朝对立的态度，不仅连年用兵，而且还大肆修建佛寺、洞窟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3、北魏官场迅速腐败。胡太后称制后，更是笃信佛教，北魏上下崇佛佞佛之风愈炽，与此同时，胡太后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对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采取了放纵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北魏官场迅速腐化堕落，这也引发了社会普遍的不满。三是北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胡太后复辟后，虽说并未大规模清除元叉一党，但是，对于元叉一党的核心人物还是逐一进行了清算，这就不能不引起元叉一些尚在位的外围党羽们的疑虑，而胡太后及其亲信们同样对于这些人心存猜忌。比如，对扬州刺史长孙稚等人就是如此。另外，胡太后复辟之后，为了牢牢掌握政权，起用了郑偐等人，虽说郑偐能够掌握朝廷大权与胡太后第一次承制时重用的元怿几乎如出一辙，但郑偐等人的威望、才能则与元怿有着天壤之别。胡太后以女主临朝，起用郑偐等人实属无奈之举，但郑偐等人把持朝政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胡太后的威信，这一点从宗室贵族们在平叛之中的表现即可看出端倪。还有，胡太后重用的宗室重臣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个人恩怨，典型的就是城阳王元徽与广阳王元渊之间的矛盾，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帝国平叛的质量和效率。再如，元徽与元顺之间的矛盾，元顺是北魏末期一位个性鲜明的宗室贵族，开始的时候，元徽仰慕元顺的名气，刻意结交，元渊被征召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时，诏书是元顺起草，文辞优美。元徽怀疑是元顺在胡太后面前替元渊说了好话，遂与徐纥一起在胡太后面前离间元顺，胡太后将元顺贬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前去西游园拜辞胡太后，恰逢元徽和徐纥在场，元顺指着徐纥对胡太后说道：“此人就是我大魏之宰嚭（春秋时吴国奸臣），魏国不灭亡，这家伙是死不了的！”徐纥缩着脖子退下。元顺又大声喝道：“你不过一刀笔小人，只能做一个处理文案的小吏，岂能担任侍中，乱我大魏纲常！”说毕，一抖衣服愤然而去。胡太后默默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