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孝昌元年（3）
原本南梁在东南地区的形势一片大好。
裴邃率领的大军在年初打下了新蔡郡，淮河中上游一带百姓纷纷响应梁军，继而，他又回师寿阳，凭借着四层埋伏诱敌深入，将寿阳的长孙稚和救援寿阳的元琛打得满地找牙，寿阳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徐州的元法僧又归顺了南梁，南梁边境一下子拓展到了淮北，这更是让梁武帝是喜上加喜。不过，祸福难料。梁武帝最初是想拔掉寿阳这颗钉子，将北方势力驱除出淮南，因此，他给裴邃派去的谯州刺史湛僧智、历阳太守明绍世、南谯太守鱼弘、晋熙太守张澄四人都是闻名一时的南梁骁将，而徐州元法僧的投降实属意外，虽说是好事，但对于梁武帝而言，这毕竟事先是没有准备的，用于救援彭城的梁军很可能是临时抽调的部队，或者是原本作为裴邃预备队的部队，这样以来，势必形成一种备多力分、兵力分散的局面。当北魏元延明和元彧率领的魏军进抵彭城之时，梁武帝似乎已经意识到梁军的战线太长了，这也为我们解释了他下令萧综撤离彭城的原因。
不过，除了这一原因之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裴邃的死。裴邃在年初大胜寿阳魏军之后，到了这一年的五月就因病死于军中了。史称，裴邃个性深沉，经常沉默寡言，很少说笑，不怒而威，但却为政宽和，能得士卒之心。听到他的死讯，淮河间的百姓们无不流泪，大家都认为假如裴邃不死，梁军攻克洛阳只是早晚的事。
有裴邃在，梁武帝对近在咫尺的寿阳前线并不感到担心，如今，裴邃病死了，不说进攻洛阳，就是能否顺利拿下寿阳都在两可之间，一旦在寿阳方向有个什么闪失，魏军缓过神来，远悬于国境之外的彭城梁军就有被切断归路、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大约是梁武帝眼瞅着彭城这块肥肉而不敢往下吞的另一个原因吧。
裴邃去世后，梁武帝立即命令中护军夏侯亶火速来到寿阳前线，接替裴邃的职务，寿阳梁军随后即转入守势。夏侯亶是夏侯详的长子，不久，梁武帝又秘密将夏侯亶召回，令其将梁军撤至合肥休整，等到淮河水坝修好后，再对寿阳实施总攻。梁武帝还是对水淹寿阳情有独钟，这样以来，随着魏军收复徐州和梁军撤离寿阳，梁军在淮河中下游一带的攻势就暂时停下来了。
但在北魏国内其他方向仍然并不安定。
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在北魏河北和荆州地区分别又发生了动乱。
北魏政府在本年的上半年基本歼灭了破六韩拔陵的主力之后，广阳王元渊和行台元篡上书朝廷，请求在恒州以北设置郡县，安置这些投降的部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赈济，杜绝他们再度发起叛乱的打算。对于这一建议，北魏朝廷却没有听从，而是命令散骑侍郎杨昱前去将这二十万之众分散于冀州（今河北省冀州市）、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和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县），由这三州就地赈济。当时元渊就对元篡说：“这些人又将成为在西晋末年曾淆乱过天下的乞活军了！”北魏政府这一决策引起后世学者的种种猜测，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北边六镇已被柔然占据，将这些降众安置在这里，难保不会被柔然掳掠，且这里经过战乱已十分荒残，能否赈济这些人也未可知，因此，北魏政府的这项决策也并非一无是处。
果然，到了本年八月，柔玄镇人杜（原姓吐斤）洛周又聚众在上谷（今北京市延庆县）发动叛乱，改元真王，攻陷郡县，并包围了燕州（今河北省涿鹿县）。怀朔镇人高欢、蔡俊、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人尉景、段荣以及安定人彭乐都投靠到杜洛周的麾下。北魏燕州刺史崔秉向朝廷告急，九月十四日，北魏朝廷任命幽州刺史常景兼任行台尚书，与幽州都督元谭（孝文帝之弟、赵郡王元干第三子）发兵前去讨伐。北魏政府下令东起卢龙塞（今河北省迁安县北喜峰口到冷口）西到军都关（今北京市昌平区居庸关）一线，都部署了军队防守，元谭率军驻扎在居庸关南口。双方陷于僵持。
杜洛周在上谷发动叛乱后不久，到了十月，北魏北荆州（治所今河南省鲁山县）、西荆州（治所今陕西省商县）、西郢州（今河南省正阳县）的山蛮也发动叛乱。他们切断了三鸦路（经过河南省鲁山县连接南北的山路，《清一统志》记载：“三鸦路以百重山为第一鸦，分水岭为第二鸦，鲁阳关为第三鸦”），杀死当地地方官员，大肆劫掠，动乱一直波及到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汝水。按：汝水上游即今河南省北汝河；自河南省郾城县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今洪河，又南经上蔡县西至遂平县东会涤水（今沙河）；此下即今南汝河及新蔡以下的洪河。自汝水以南，到处都是叛乱的山蛮，北魏政府已无力控制该地。汝水流域的山蛮有冉氏、向氏和田氏势力最大，下余的部落大的人数有上万家，下的也有上千家，他们对外都自立为王，占据险要，切断道路。十二月十二日，孝明帝下诏说：“朕将亲自率领军队，扫荡各地的流寇，现在，我将先去讨伐荆州的山蛮，恢复南方的秩序。”当时，山蛮引导南梁梁秦二州刺史曹义宗（曹景宗九弟）等包围了北魏荆州（治所穰城，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东南），北魏都督崔暹率领数万魏军南下救援，行至鲁阳，因畏惧山蛮而不敢继续前进。北魏朝廷又任命临淮王元彧为征南大将军，率军讨伐鲁阳山蛮，另外又派出两支军队：一路由司空长史辛雄担任行台左丞，率军从洛阳朝东南向叶城（今河南省叶县），由叶县经方城缺口迂回进入南阳盆地；另一路派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王罴率领一万魏军自西向东，从关中经武官进入南阳盆地，打通三鸦路，以便崔暹之军能够通过鲁阳关，进入南阳。
元彧所部进抵汝水后，尚未对山蛮发起进攻，当地遭受山蛮侵扰的郡县长官纷纷请求元彧相救。元彧因朝廷交给他的任务只是讨伐鲁阳山蛮，不想再生枝节，改变行军路线。辛雄却说：“如今裴衍等人的部队尚未来到，而大王的军队已经到位了，山蛮如此猖獗，已经威胁到了京畿的安全，大王手握兵权，见可而进，还管什么当初的命令呢？”元彧生怕事后朝廷会怪罪下来，要求辛雄代表朝廷下达正式的进攻命令。辛雄考虑到山蛮肯定已听说了孝明帝要御驾亲征的消息，内心必定惶恐不安，可以趁势将其击破，遂以行台左丞的身份代表朝廷下达了攻击命令，果然，盘踞在当地的山蛮听说魏军将要前来，均四散而逃。
身在洛阳的孝明帝依然要御驾亲征，经中书令袁翻劝谏才作罢。辛雄在军中也上书说：“一个人在军中能够忘掉死亡，甘心情愿战死沙场，不外乎有四个原因：一是为了功名；二是贪图重赏；三是害怕刑罚；四是躲避灾难。如果没有这四条，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使唤臣下，慈爱的父亲也无法激励儿子。贤明的君主深通此道，故而能够做到该赏赐的一定要赏赐，该处罚的一定要处罚，这样以来，不管是亲近的还是疏远的，也不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不管是勇敢的还是胆怯的，也不论是贤能的还是愚蠢的，只要听到进军的号角，见到军旗飘扬，无不奋不顾身，投身战场，难道说他们是讨厌长命百岁，只想快点死掉吗？肯定不是，那是因为厉害就摆在眼前，不得不如此而已。自从秦陇叛乱以来，山蛮骚动，天下大乱也已数年，国家动员了数十万大军北方讨伐破六韩拔陵，西方讨伐莫折念生、胡琛，南方讨伐山蛮，但败多胜少，思考其间的缘由就是因为赏罚不明。陛下虽然屡屡下诏，要求对于该赏赐的要随时赏赐，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将士们的战功呈报到中央以后，很长时间都定不下来，而临阵逃亡的士兵们却在家悠然自得，无人追究，这就让忠勇守节之士心灰意冷，那些平庸无能之辈也无所忌惮。奋勇杀敌，冒着死亡的危险而赏赐却遥遥无期，败退逃亡，却保全了性命又没有罪过，这就是我军将士看到敌人就掉头而逃、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真能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肯定会大振军威，一定能够讨平叛乱。”但是，辛雄的奏表呈上去后，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了。
梁军曹义宗等将攻取了北魏顺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东南）、马圈（今河南省邓州市东北），与裴衍率领的魏军在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魏军收复了顺阳，继而包围马圈。北魏洛州（今陕西省商州市）刺史董绍上书认为马圈城防坚固，裴衍等军携带的军粮不足，肯定会战败，果然，不久曹义宗等人反攻魏军，裴衍战败，梁军重新夺取了顺阳。北魏朝廷以王罴为荆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