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元叉专权之初，魏梁两国之间大体上保持了较为平静的状态，并延续了胡太后听政时期南攻北守的态势，但南方的优势并不明显。在此期间，元叉还以孝明帝的名义颁布了四道诏书：正光二年七月十七日，由于北魏国内出现严重的旱灾，孝明帝下诏要求有关部门要做好六件工作：一是要及时审理案件；二是要督促各级官吏勤政爱民；三是要赈济灾民；四是要减免赋税；五是要提拔贤良、贬斥贪浊；六是要鼓励男女婚配。第二年六月九日，孝明帝又下诏要求各地进行祈雨，并要求百官审理冤狱、停止工程建设、减少膳食、禁止宰杀。十一月，又下诏实施了大赦。十二月，他又下诏要求各地官吏不得擅自兴修佛寺，树立颂德碑，不得兼营商业，与民争利。从这四道诏书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出，当时北魏国内连年遭遇严重的旱灾，人民生活十分困顿，社会矛盾也逐渐激化，而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们却依然奢侈浪费，大肆修建佛寺，浪费了国家大量钱财，这些官吏们还官商勾结，垄断商业，谋取暴利。显然，仅仅依靠这些号召性的诏书，而没有具体的措施，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更为重要的是，以元叉、刘腾等人为首的北魏最高统治集团本身就已经坏掉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已不正焉能正人？

就拿元叉来说吧。元叉在专权之初表现得非常谦恭，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在治国方略上并无深谋远虑，也拿不出彻底改变北魏官场腐败的有效措施来，随着个人地位的逐渐稳固，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他开始逐渐骄傲起来，变得刚愎自用，嗜酒好色，在皇宫内为自己专门开辟了一座仓库，用来盛放各种宝物，还曾经将女人装在运送食物的车内，偷偷拉入宫中，供自己在值班时享乐。史称：“轻薄趣势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妇女，朋淫无别。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元叉如此，他的父亲元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继晚更贪婪，聚敛无已。牧守令长新除赴官，无不受纳货贿，以相托付。妻子各别请属，至乃郡县微吏，亦不得平心选举。凭叉威势，法官不敢纠擿，天下患之。”而元叉的死党刘腾也是如此。史称：“四年之中，生杀之威，决于叉、腾之手。八坐、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室宇。天下咸患苦之。”

在这种情况下，元叉、刘腾等人所任用的人无非是给他们送钱、送美女的人，而这些人被任命为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后，变本加厉，盘剥百姓，一时间整个北魏官场全都是贪污之人，史称：“牧（指刺史）、守（指太守）、令（指县令）、长（指三长）率皆贪污之人”，也就是说整个北魏官场已完全烂掉！百姓饥寒交迫，人人都想要起来造反了！

此时的北魏朝廷中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此人就是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宝寅。在他长达上千字的奏表中，他指出了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希望能够通过认真的考核来改变整个北魏官场的面貌。他首先指出，当时北魏官场的考核形同虚设，官员之间相互吹捧，要官的人从来不想想自己的才能能否担当这个重任，给官的人也从不严格衡量拟任之人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致使考核流于形式。另外，京官数年才进行一次考核，这样就造成有的上级已经换了数人，有的上级已被免官，有的同僚已经离开了本部门，有的则早已去世，即使是当时的材料记载此人被评定为最差，但时间久了，也都面目全非，等到多年以后，再去寻访此人过去的上级或者同僚，没有一个人不说好话的，致使上下相互蒙蔽，这是最要命的。还有，地方官员非常辛苦，但却六年才进行一次考核，十二年才能晋升一阶，而中央的那些无关紧要的闲官四年就来一次，十二年就能晋升三级，地方官晋升太难而责任又非常重大，那些虚名散官却晋升得非常容易。针对这种情况，萧宝寅建议：每年年终由本部门对官员进行评定，一式两份分别藏于门下省和尚书省，等到考核之时，再拿出来进行综合评定。北魏朝廷接到萧宝寅的奏疏后也十分重视，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建议，但最终却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