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年格》出台前，从张仲瑀的完全排斥武人入选，到《停年格》出台前后，崔亮请求排斥武人入选，但增加这些人的俸禄，却遭到胡太后的拒绝，继而在《停年格》出台后，薛琡建议吸收《停年格》中的积极因素，但坚持以才取人原则，兼顾对曾经的有功人员予以照顾，表现出在羽林兵变压力下有识之士的步步退让，也说明了北魏朝廷的无奈。《停年格》暂时缓和了北魏统治阶级内部对中下层官员的争夺，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不问才能仅凭资历，造成此后选拔的不少地方官员很不称职，北魏政权的整体执政能力大幅度下滑，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数年后，吏部郎中辛雄上书称：“帝王之道，再没有比安民更重要的了，安民之本，就在于创设礼仪、法律。之后，就看用人了。从神龟末年来，用人全部依照《停年格》办理。人士不论善恶，排队时间长的就先任用；官职不论轻重，谁轮到就是谁的。吏部的主官以能够任用老旧之人为公平正直，平庸凡劣之人无不贪婪无耻，将见识短浅而又贪得无厌的人派到地方上，他们遂开始恣意妄行，大肆贪污受贿，致使徭役不均，怨声载道，皇太后和皇上的圣旨公然按下不遵，各族百姓纷纷想起来造反。这都是因为任命的官员不合格造成的恶果。当今天下百姓，饱经兵灾，父兄死亡，子弟落入贼手，十家有九家是度日如年，陷入赤贫。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只有地方的县令、太守，最需要严格选拔，可是，县令、太守的选拔向来不受重视，贵族子弟也不愿当这类官，应该立即改变这一弊病，请将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必须选拔既有才能、门第又高的人充当，如果难以找到合适的，也要坚持才能优先、门第其次的原则，不受《停年格》的限制。三年一考核，政绩优良的调任为京官，并且参照古代的做法，未在地方任职的，不得担任京官，这样以来，则人人勤奋，上下一心，国家也会逐渐走上正轨。”辛雄在奏表中认为，国家陷于动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不当，从古至今，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任用贤能之士，而《停年格》的出台恰恰与此背道而驰，辛雄还在最后警告说：“若遵常习故，不明选典，欲以静民，便恐无日。”
辛雄的奏表递上后不久，孝明帝就死去了，北魏陷入更大的动荡，更没有提《停年格》的事了。
《停年格》在北魏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崔亮以后的吏部尚书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元徽等人因为《停年格》简便易行，也都予以采用，《魏书·崔亮传》称：“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魏书·尔朱世隆传》称，到北魏末年，尔朱世隆掌握大权，完全按照《停年格》选用官吏，受到那些才能不高、一直晋升缓慢的人们的好评。到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吏部尚书裴耀卿奏请，把选人按前任官阶分为若干等级，规定罢任后各经过若干年即可获得官职。前任官阶低者，候选年限长；前任官阶高者，候选年限短。不问是否贤能，选满即住，被称为《循资格》。唐代的《循资格》源于北魏的《停年格》，对人才的选拔都是十分不利的。
36、元叉政变（1）
神龟二年羽林兵变的这场风波似乎敲响了北魏政权的丧钟，十年后，第二次临朝听政的胡太后与她拥立的小皇帝一起被投入黄河淹死；十六年后，北魏帝国分裂为东西魏；三十四年后，两个魏国被北齐、北周所取代。
当然，此时的胡太后对此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她对于即将到来的灾祸也没有任何察觉，依然大肆营建佛寺，还让各地也都修建了五层佛塔，致使百姓非常困顿。京城的达官显贵们也都竞相修建，看谁家修的庙宇更华丽。胡太后也多次举办诵经大会，施舍给和尚尼姑们的财物成千上万，赏赐给近臣的财物也毫无节制，浪费了国库中大量金钱，但却从未对百姓有什么恩惠。对此，任城王元澄、起部郎源子恭也都屡屡上书劝谏，请求裁撤各项毫无意义的工程，崇尚节俭，先修好皇家大会堂和国立大学，虽然胡太后表示同意，但却并无行动。由于胡太后奢侈浪费，北魏国库日渐空虚，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北魏朝廷不得不下令削减百官的俸禄，但这一项措施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也引起了各级官吏的不满。
为了增加收入，尚书省请求恢复向百姓征收绵麻税。步兵校尉张普惠上书劝谏道：“孝文帝废除大斗，截短长尺，加重秤锤，其目的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政府开支之需，又在征收丝绸之外加征了八两棉花，在征收布帛之外加征了十五斤麻，由于百姓们在度量衡上节省下来的金钱，再购买应上缴的棉麻还有剩余，所以，大家都踊跃交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征收正税的度量衡却逐渐加长了，百姓们的负担与孝文帝时期相比也逐渐加重了，因此，弄得怨声载道。于忠不明白此事的缘由，在当朝时为了取悦百姓，遂取消了棉麻税，不久，尚书省又因国库空虚，决定重新征收。在实际操作中，百姓上缴的货物总要超出应缴数量，从未听说过政府会因此而怪罪地方官，相反，稍有不足，政府就要严厉处罚户主，并让三长连坐。因此，国库内的丝绸等都是超出规格的，百官领取俸禄也都要求给的丝绸要长、宽、厚，从未听说有人因政府发给的丝绸超过规格而要求退还的。现在，政府要恢复绵麻税，就应当先规范度量衡，明令禁止地方官吏在征收赋税时随意加收。”从张普惠的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宣武帝时期，由于北魏持续与南梁发生战争，北魏政府纵容地方官吏在征收赋税时加大度量衡，从而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但对于张普惠的上书，北魏朝廷却不置可否，没有回音。
羽林兵变后不久，胡太后就改任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此时，北魏朝廷上的重臣分别为：太师元雍、太傅兼太尉元怿、司徒元澄、司空元继、尚书令李崇、尚书左仆射皇甫度、尚书右仆射游肇、中书令元钦、侍中兼领军将军元叉。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一是晋升尚书左仆射李崇为尚书令，而任命元澄为司徒。这大约是因为元澄身体方面的原因，不堪繁重的尚书省工作，到了这一年十二月，元澄就因病去世了，享年53岁。二是以领军将军元继为司空。元继的年事已高，且长期患病，一直卧病在床，他虽为领军将军，但却没有牢牢地控制住禁卫军。羽林兵变让胡太后感到元继难以担当领军将军这一重任，因此，在提拔其为司空时，就让其子元叉继任了领军将军。
元叉，小名夜叉，又名元义。在短短的七年里，元叉由原来的七品上阶的员外郎，迅速晋升为从二品的领军将军，同时还兼任侍中，成为北魏朝堂之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宗室疏属，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太后，就没有元继、元叉父子的今天。元叉不仅担任侍中，参与北魏朝廷的决策，而且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可以左右朝局的领军将军一职，显而易见，胡太后对元叉是寄予了厚望的。在胡太后看来，身为自己妹夫的元叉当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然而，这一次，她却想错了！
元叉的迅速崛起立即威胁到了帝国实际的决策者清河王元怿的利益。元怿因为与胡太后之间的私情而成为北魏帝国首席大臣，但元怿与胡太后之间的私情显然为群臣所不齿。不过，年事已高的元继和元澄等人均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并没有与元怿发生激烈的冲突，可是，当年少气盛的元叉崛起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元怿不愿元叉的权力进一步膨胀，总是以法压抑元叉，这让元叉非常不满，而元叉呢，又因为元怿与胡太后之间的丑事而鄙视元怿，两人逐渐形同水火，元叉开始盘算着利用自己掌握的禁卫军权废黜元怿。
一次，胡太后在与兼中书舍人杨昱闲谈时对他说：“我的一些在外做官的亲戚们所作所为不合适的，你听说了什么，都要向我报告，千万不要有所隐瞒。”杨昱是杨椿的儿子，原为孝明帝的太子詹事丞，后为太尉掾，兼中书舍人，既是太尉元怿的属官，又是胡太后跟前的亲信。杨昱遂上书弹劾李崇任扬州刺史期间，拉了五车财物送给元叉，恒州刺史杨钧（杨昱的同族叔父、隋朝权臣杨素的曾祖）也给元叉贿赂了十件银餐具。胡太后听了，将元叉夫妻召入宫中，哭着责备二人，这让元叉对杨昱怀恨在心。杨昱的六叔杨舒之妻，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而元和就是元叉的堂祖父。杨舒早死，留下了一男六女，而服完丧后，元氏就屡屡要求离家住在外面。杨昱的父亲杨椿召集杨氏亲戚们，当众哭着斥责元氏说：“我弟弟不幸早死，现在留下的侄儿未婚，侄女未嫁，你为何要匆匆离家？”但元氏不听，并对杨椿父子怀恨在心。正巧这一年瀛洲百姓刘宣明谋反未遂，逃亡在外，元义遂让元和及其妹妹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称：“杨昱之父定州刺史杨椿、叔父华州刺史杨津，还给刘宣明送去了三百件铠甲兵器，图谋不轨。”元义又从中证明确有此事。胡太后下令五百御林军趁夜包围了杨昱家，但经过一番搜查，却一无所获。胡太后把杨昱召来问话，杨昱哭着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胡太后亲自解下绑在杨昱身上的绳索，并判处元和、元氏死刑。元叉又从中营救，胡太后最终只是将元和免官，也不再追究元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