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听政之初也颇为勤政，她命人制造了一驾专门用于她审理案件的车子，时常乘坐这个车子，从云龙门出宫，由千秋门入宫，在宫外亲自受理民间的投诉。还曾亲自在朝堂上考核州郡送来的秀才。但总体上来说，在胡太后第一次临朝称制期间，她处理的都是一些枝节性问题，对于影响军国前途命运的大事并无高屋建瓴的规划，这与同样曾经临朝称制、锐意改革的冯太后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宣武帝时期，北魏境内连续数年发生了波及数州的大范围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宣武帝却执意与南朝作战，几乎耗尽了北魏政府所有的储备，在这种情况下，胡太后听政后，不仅没有改变国策，依然与南朝保持敌对状态，而且还不珍惜民力，大肆修建佛寺，这实在是不明智的。

除此之外，胡太后所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

一是北方边镇问题。北方六镇原来是捍御柔然南下的屏障，平城时代这里受到高度重视，驻守六镇的边将都是鲜卑子弟，他们不仅享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而且，在仕途上与其他各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因杀敌立功获得晋升的机会比别处更多，因此，鲜卑子弟也都愿意镇守边镇。但是，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汉化，继而将军事重心南移以后，加之柔然衰落，对北魏北部的威胁减小，六镇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镇将、镇兵、镇民的地位随之下降。过去，六镇都大将、大将动辄就是宗室亲近诸王，到了孝文帝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再也不复存在了，孝文帝还曾派遣源怀持节巡抚北边，源怀回奏：“北边边事少而配备的官员多，请求减少五分之二。”孝文帝同意了。到了宣武帝时期，北方边镇往往成为一些被贬谪的官员的去处。除了军事重心南移的影响外，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也影响到了北方边镇军民的地位。孝文帝改革后，采取了门阀士族选举用人的制度，南迁后的鲜卑贵族被汉化了，他们得到了优先的任用，而留在北方六镇的军民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鲜卑文化传统，他们发现自己从原先的统治者突然成了国家的弃儿，不仅仕途无望，而且还受到歧视。随着六镇地位的下降，出任镇将的人大多不是优秀人才，他们到任之后，大肆巧取豪夺，欺压当地军民，引起了当地军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有的竟然叛逃到柔然。胡太后听政后，北方边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任城王元澄认为，北方六镇镇将地位下降，人选往往资历很浅，担心柔然南下，侵扰祖宗宗庙，他上书请求要选拔朝廷重臣担任边镇镇将，加强北方边境的戒备。胡太后下诏命令群臣商议对策。廷尉少卿袁翻认为：“近来，在选拔边镇官员的时候，往往不管才能，只看门第级别。有些贪婪的人担任镇将以后，凭空增加大量军队员额，设置了很多职位，而用的人要么是自己的亲戚，要么就是受人财物请托的人，这些人全无保卫边疆之心，一心就是想着搜刮百姓，聚敛财物。他们到任以后，整日驱赶着强健的镇兵们前去掳掠，遇到强敌，这些镇兵就被敌人俘虏；如果能掳掠点财物，就夺归己有。至于一些老弱病残的镇兵，只要是稍稍有点手艺，无不被他们从军营里挖出，充当自己家的苦力，百般虐待。下余的镇兵有的被他们派到深山去砍伐树木，有的被派去平整土地，甚至让他们充当商人，日夜奔波于道路之上。这些镇兵们的工资本来就十分微薄，本钱也非常有限，可是，将领们却收取货真价实的丝绸，只给他们分量不足的米粟，榨尽镇兵们的力气，却让他们衣不遮体；坐享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让他们食不果腹，一年到头，周而复始，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有十分之七八的人就这样死掉了。所以说，敌人窥伺我边境，侵扰我边镇，这都是边将用人不当所致。我认为，从今往后，南北边镇以及下辖的郡县包括佐吏、统军、一直到城主，全部要由朝廷群臣举荐，务必做到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不论门第；如果称职的就连同举荐的人一并赏赐，不称职的，连同举荐的人一并处罚”但胡太后却未能采纳。

31、灵后政事（4）

在专制社会里，对于统治者来说，就用人方面总是会出现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要任人唯贤的话，国家可能得到了治理，但自己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如果要任人唯亲的话，自己的地位会得到巩固，但国家可能会被弄得乌烟瘴气。具体而言，只有任用自己的亲信，自己才感到放心，而如果这些亲信们幸好有才能的话，国家就走向繁荣，但不幸的是，在任人唯亲政策下选拔出来的这些个亲信们往往庸才多于贤才，要么不学无术，要么尸位素餐，要么贪财好色，要么横行霸道，政权随之逐渐腐化，最终被人推翻。袁翻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胡太后深知自己的亲信们的子弟哪有一个像样的？而不安排这些人当官，却从普天之下选拔素未平生的人，她岂能放心？岂能甘心？当然，她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她的眼光仅仅停留在洛阳城，停留在有限的几位亲信或者重臣身上，这就是她能够赖以生存的环境，只有把这些人安置、平衡得妥当，她的地位就得到了巩固，她的家局限于此，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