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灵后政事（3）

除了花费“不可胜计”

的永宁寺外，胡太后还在洛阳修建了太上公寺，在洛阳城南的伊阙口修建了石窟寺等，与此同时，千秋门外由宣武帝生前下令建造的瑶光寺也在紧锣密鼓地修筑，从宣武帝初年就下令开凿的龙门皇家石窟依然在建设，仅龙门石窟就用功“八十万两千三百六十六”，胡太后还下令在全国各地也都建造五层佛塔，这些佛寺的兴建花费了北魏大量的人力物力，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上行下效。胡太后笃信佛教、大兴佛寺，一些达官贵人也纷纷效仿，争相在洛阳城内外修建寺庙，而一些下层群众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也都纷纷出家为僧，致使国家税赋大量减少，而国家为了保证正常运转，不得不加重对其他百姓的盘剥，形成恶性循环，使得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对此，当时的北魏众多朝臣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劝谏。扬州刺史李崇从合理使用政府财力的角度劝谏胡太后，他上表说：“高祖（指孝文帝）迁都洛阳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国家举行大典的明堂还未建造，太学还处于荒废状态，城墙和政府衙门不少年久失修，这无法给万国树立榜样。现在，国子监虽有学官之名，但却未行教学之实，这与兔丝不是丝、燕麦不是麦、南箕不是箕、北斗不是斗又什么两样！办事情不能兼顾，应该有先有后，应该停止皇家手工作坊里的雕刻作业，节省永宁寺的建筑费用，减少瑶光寺的砖瓦材料，遣散龙门石窟的劳力，停下其他并不紧急的工程，在农闲季节再上马。”胡太后给李崇进行了褒美，但并不听从。高阳王友李瑒从伦理纲常等角度进行劝谏，他上书说：“天下的罪过有三千种，莫过于不孝，而不孝之最就是绝后。岂能允许他们轻率地违背礼教，去信奉佛法，不肯奉养年迈的父母，抛弃家庭，不顾今世的礼仪而去祈求来世的好处！孔子说过：‘不知生，焉知死？’哪有舍弃堂堂正正的正道而去追随鬼教的道理呢？另外，如今南方尚未臣服，百姓的劳役甚多，很多百姓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政府的徭役，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担心举国上下都会抛弃伦理亲情，全部都变成了和尚、尼姑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李瑒此言一出，和尚总监僧暹等人大为愤怒，他们认为李瑒将佛教称为鬼教这是在诽谤佛，哭着向胡太后控诉。胡太后将李瑒召来责备，李瑒却说：“天神被称为神，地神被称为灵，人死后被称为鬼。《传》上说：‘，明亮的地方有礼乐，黑暗的地方出鬼神。’明亮的地方堂堂正正，幽暗的地方就是鬼教。佛本来就是人，死后为鬼，我将其称为鬼教，并非是诽谤。”胡太后明知李瑒说的有理，但又不想得罪了佛教界人士，就象征性地罚了李瑒一两金子。任城王元澄上书称：“高祖迁都洛阳时规定，城内只允许建筑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寺庙全部要建在洛阳城外，这是因为出家人与世俗之人的人生目的是不同的，是想让他们能够远离尘世的喧嚣。正始三年，和尚总监慧深最先违反禁令，从此以后，禁令被束之高阁，私自请求在城内修庙的人越来越多，都城之内的寺庙竟然多达五百余座，霸占了三分之一的民居，与屠肉店、制酒坊比邻而居。过去，在平城的时候，曾发生了法秀之乱，近期又有大乘教徒的叛乱（胡太后听政前后在冀州发生佛教徒的叛乱），太和景明年间定下的规矩，不仅仅是为了让僧俗隔离，更重要的是防微杜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过去，如来佛弘扬佛法，大多是在深山老林，现在的僧人们却贪恋城市，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贪图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无法自拔，这些人都是佛教里的败类，佛祖的寄生虫，为佛教戒律所不容，也是国家法律所严禁的。臣认为，都城内尚未建成的寺庙能够迁出城外的，一律迁出城外；寺庙内的僧人不足五十名的，要弃小从大，全国各地的寺庙也一律照此办理。”胡太后虽然批准了这一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寺迁寺始终成为一句空话，得不到落实。

我们从《洛阳伽蓝记》中可以看出洛阳城内的佛寺有12座，这大概只是一些著名的寺庙，其中永宁寺为胡太后所建，建中寺为北魏末年尔朱世隆所建，长秋寺为宦官刘腾所建，瑶光寺为宣武帝所建，景乐寺为清河王元怿所建，昭仪尼寺为宦官们所建，愿会寺为王肃侄儿王翊舍宅而立，光明寺为苞信（河南省息县东北）县令段晖舍宅所立，胡统寺为胡太后的堂姑所建，修梵寺、景林寺和嵩明寺不详何人所建。除了光明等寺庙外，能够在城内建寺的都是胡太后身边最亲近的人：元怿、刘腾、胡氏，而王翊则与元怿和元义有着渊源关系，他曾任清河王友，又与元义家有婚姻关系，另外，更为奇妙的是，永宁寺与景乐寺隔着御道东西相望，似乎在暗示着胡太后与元怿之间特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