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祚暗中派遣儿子、太尉从事中郎郭景尚劝说太尉、高阳王元雍把于忠赶出京师。于忠听说后，不禁大怒，命令有关部门污蔑郭祚等人有罪。裴植的堂妹夫韦伯昕一直与裴植不和，裴植疾之如仇，这时，韦伯昕就告发裴植密谋作乱。尚书上奏称：“羊祉告发裴植的表弟皇甫仲达，说是受到裴植的指派，对外谎称接到了诏书，纠集部属，将要诛杀领军将军于忠。臣等严加审讯，但其却拒不承认，不过，证据确凿，按照法律规定，在边境地区私自聚集一百人以下部众的，就应当被处死，何况皇甫仲达竟敢在京师诈称接到诏书聚众，其用心非常险恶，又根据《诈伪律》：‘矫诏者处死。’因此应判处皇甫仲达死刑。裴植身居高位，皇甫仲达又借其之名，招募部众，人证虽然都说没有见到裴植，但都说皇甫仲达是裴植指使的，裴植召来皇甫仲达责问，却不给同僚们说；虽然皇甫仲达拒不承认，但依理推断，裴植没有不参与的道理。此案不能与一般案件相提并论，不应对裴植做减刑处理，也应当对其判处死刑。只是裴植过去亲自率领部曲归顺我国，是否减免处罚，请求陛下决断。”于忠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说：“如此凶险的阴谋，十恶不赦，虽然过去此人曾有率部归顺的功劳，但也无须再做讨论，也不须等待秋后处斩。”
本月二十九日，北魏朝廷将裴植、郭祚以及郭祚的亲家韦儁赐死。临终之时，裴植神色自若，对子弟们交代自己死后，剪去自己的头发，披上袈裟，以和尚之礼将自己安葬在嵩山山北。史称，郭祚、裴植死后，北魏朝野无不惋惜，对于忠的专横跋扈非常怨恨。
于忠在杀害郭祚等人后，又想加害高阳王元雍，崔光苦苦相劝，于忠这才作罢，于是，罢免了元雍的太傅、领太尉之职，仅保留高阳王的爵位，回到王府闲居。于忠此举更是将自己推到了宗室的对立面上，也打乱了崔光最初拉拢宗室诸王的设计，一时间，北魏朝野对于忠是切齿痛恨。原本崔光将宗室诸王推到前台，是为了打击高氏集团，但是，在高氏集团被消灭后，佐命功臣集团即于忠、崔光等人却发现，自己一手扶植上台的宗室诸王决不甘心只做一个顺从的傀儡，他们离开权力核心太久了，一旦有机会再次抓住权柄，一刻就不想放手……显然，于忠试图诛杀高阳王元雍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当郭景尚劝说元雍的时候，元雍并没有向于忠告发，而皇甫仲达聚众说是接到了诏书，那么，诏书又来自何方？深究下去的话，幕后黑手也许就出自元雍、元澄等人。但是，宗室诸王已经今非昔比，过去有宣武帝在，又有高肇等人制肘，宗室一直不敢兴风作浪，而现如今呢？宣武帝已经驾崩，孝明帝还是个小孩，虽然于氏家族在禁卫军中势力很大，但是，一旦宗室诸王与方镇大员联手，指责于忠、崔光等人阴谋动摇社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是崔光苦劝于忠不杀高阳王元雍的直接原因。
但情况紧急，该如何才能平复来自朝野的巨大压力呢？崔光等人想到了孝明帝的生母胡太妃。于忠等人在三月一日高太后出家为尼后，并没有立即尊奉胡氏为皇太后，那个时候，他们的意图是构建一个没有先帝遗命的自封的辅政大臣集团，这个集团由宗室诸王代表王室牵头，而由佐命功臣于忠、崔光等人掌握实权，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来自不同阵营、有着不同背景的集团势必要发生火并，在将宗室诸王又打压下去的同时，必须抬出一个代表皇权的人选，而孝明帝的生母胡太妃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在于忠诛杀郭祚三人的第二天，北魏朝廷就下令尊胡太妃为皇太后，移居崇训宫。于忠自任侍中、领军将军、崇训宫卫尉；任命刘腾为崇训宫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24、灵后临朝
面对复杂的朝局，如何平衡各方势力成为胡太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八月十八日，北魏朝廷举行典礼，由孝明帝在宣光殿拜见胡太后，并实施大赦。这是胡太后（因其死后谥号为灵，又称灵太后）正式走上前台的标志。
次日，北魏朝廷即任命清河王元怿为太傅、领太尉，让其接替了元雍的职务；任命广平王元怀为太保，领司徒；又以任城王元澄为司空，加侍中。清河王元怿原就为侍中、尚书仆射，后为司空，接着拜为太尉，现以皇叔之尊接替了元雍之位，成为帝国第一重臣；而任城王元澄虽然被免去了尚书令一职，但却在晋封司空的同时，又加侍中，这让其得以参与门下省，胡太后一上台，就开始在由于忠主导的门下省掺进了沙子，同时，胡太后此举也是为了安抚忧心忡忡的宗室贵族们。
八月二十日，北魏朝廷又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两人都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从感情上讲，胡太后是感激于忠和崔光的，如果没有两人，不仅自己早已死于高皇后之手，更不要说能有今天了。崔光一介儒者，不必多说，但是，于忠却如日中天，如今的他不仅是侍中，又是崇训宫卫尉，还是领军将军、尚书令。于忠把胡太后推出后，自己亲自担任崇训宫卫尉，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控制胡太后，对此，胡太后心知肚明，不过，此时的胡太后刚刚染指朝权，还不能操之过急，只能尽量满足于忠的要求。从表面上看，于忠此时既掌握着禁卫军权（领军将军），又控制着议政权（侍中），还控制着胡太后（崇训宫卫尉），又担任政令的执行工作（尚书令）。但是，尚书令一职政务缠身，决非于忠所能担当，其在其他三省的工作也将难以兼顾。为了进一步拉拢于忠的智囊崔光，胡太后还下令允许崔光入宫时用人力车拉着从云龙门入宫，以示尊重。
八月二十二日，北魏朝廷又下诏恢复了江阳王元继的王爵。江阳王元继是拓跋熙（道武帝拓跋珪之子）的曾孙。拓跋珪的第七子广阳王拓跋连死后无子，太武帝拓跋焘以三叔阳平王拓跋熙的次子拓跋浑过继给他为子，封为南平王，拓跋浑生子拓跋飞龙，后改名为拓跋霄；元继就是拓跋霄的次子，拓跋连的弟弟京兆王拓跋黎有子拓跋根，拓跋根死后，又没有留下子嗣，献文帝拓跋弘又以元继过继给其为子，封为江阳王。元继曾任青州刺史，任上曾因掠夺良家妇女为婢女而被朝廷剥夺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是胡太后的妹夫，（当然，从北魏皇室的角度计算，元叉又是胡太后的祖父辈，元大德本《北史》记作元叉，《资治通鉴》、《魏书》也记作元叉，但据出土的《元义墓志》及他本则为元义）因此，胡太后下诏恢复了元继的王位，又任命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又以元叉的妻子为新平郡君，拜为女侍中。与此同时，还恢复了济南王元彧原来的临淮王封号。显然，胡太后恢复元继的王爵，并任命自己的妹妹为女侍中、妹夫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与加封自己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一样，都是在逐步培植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信集团。
九月五日，北魏群臣请求皇太后临朝称制，胡太后遂临朝听政，也正式开始她临朝听政时期。可以说，于忠在安排胡太后临朝听政之前是做足了功夫的，他几乎想抓住北魏朝廷的全部大权，然而，聪明的胡太后在安抚宗室诸王、尽量满足于忠私欲的同时，又不显山不露水地不断巩固自己的阵营。胡太后刚刚临朝听政的时候，还非常谦虚，让群臣对自己上书时称殿下，对下发布命令也不称诏书，仅称令，直到地位巩固以后，才将令改称诏，群臣上书改称陛下，她自己才敢称朕。史称，胡太后聪明异常，领悟力非常高，能文能武，不仅喜欢读书写文章，而且骑马射箭，能射中针眼。听政之后，帝国的政务全部由她亲自处理，又加授其父胡国珍为侍中，并封为安定公。
郭祚死后，于忠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诏令发布、生杀予夺全部出自于忠一人之手，令北魏群臣对其侧目而视，然而，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尚书令之职后，其对禁卫军和门下省的控制就相对减弱了。这也让胡太后和宗室诸王有机可乘，在削弱于忠权势方面，虽然胡太后和宗室诸王出于不同的目的，但双方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在胡太后听政前后，她就在门下省安插了不少于忠的异己势力，并利用宦官刘腾等人逐步控制了崇训宫乃至皇宫的禁卫军，这一点似乎可以从《魏书·灵征志上》记载的刘腾后来的官职是崇训宫卫尉这一点上找出答案。在逐步控制朝局之后，胡太后就宣布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将军、崇训宫卫尉之职，只保留了他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职务，又给其加授侍中一职，而任命江阳王元继为领军将军，以刘腾为崇训宫卫尉。此时的于忠已经无力回天，但为了平复宗室诸王的愤怒，在十几天后，胡太后又将门下省的官员们叫到自己身边，问道：“于忠担任尚书令，名声如何？”大家纷纷表示：“他不称职。”于是，胡太后下诏任命其为都督冀州、定州、瀛州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重新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投桃报李，元澄上书称：“安定公胡国珍应该出入宫中，一同参与军国事务的处理。”胡太后当即表示同意，十月十六日，北魏朝廷任命侍中胡国珍为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