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这次北伐以惨败而告终。尽管梁武帝为这次北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主帅萧宏的无能，致使梁军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相反，淮南之地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境地。实事求是地讲，梁武帝在选择北伐的时机上也是适当的：一是，魏军已经占领了梁州，并试图一举吞并益州，如果魏军集中兵力进攻益州的话，梁军将很难守住。一旦益州易手，西晋统一中国的一幕将会重演。此时，在淮泗方向对北魏发起进攻，调动敌人按照我方的步调行动，无疑是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妙棋。二是，在北伐之初，北魏其实已经面临了数面作战的窘境。首先是仇池氐族的叛乱，其次，在秦州的屠各也发动了叛乱。就在天监五年年初，秦州屠各王法智等人聚集了两千部众，推举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设置百官；泾州百姓陈瞻也起兵称王，秦陇百姓的起义人数很快增至十余万之众，声势浩大。北魏只得派遣右卫将军元丽（拓跋小新成的儿子），随着关中地区局势的发展，北魏朝廷又任命征西将军于劲节制诸军，秦陇百姓的起义有力地支援了梁朝的北伐行动，直到天监五年六七月间，魏军才艰难平定了王法智、吕苟儿等人的起义。三是，北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宣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重用外戚高肇、疏远宗室的策略，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是，由于高肇出身门第不高，他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与其作对的，高肇总是千方百计加以陷害。王肃死后，陈留公主再度寡居，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陈留公主答应了张彝的求婚却拒绝了高肇。这令高肇非常恼火，他向宣武帝说张彝的坏话，致使张彝被免官，在家闲居多年。侍中卢昶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为宣武帝所宠爱，两人都非常贪婪，被人称为“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大郡太守要两千匹布帛，次郡、下郡依次递减一半，其他官职也都有价钱，北魏朝廷风气大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在大赦以后请求埋葬自己的父亲，但宣武帝不同意，元翼与他的弟弟元昌、元晔叛逃到南梁，这都说明了当时北魏的统治也很脆弱。按：元禧共有八个儿子：元通（被杀）、元翼、元显和、元昌、元树、元晔、元坦、元昶，元翼、元昌、元晔先南逃江南，不久，元显和、元树也逃到了江南。

然而，在梁军初战告捷后，却最终大败，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梁武帝用人失当。这一点显而易见，梁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不少将领都曾经是南齐的臣子，梁武帝重用宗室也是出于无奈，原无可厚非。但是，战争决非儿戏，尤其在使用统帅时更要慎之又慎。梁武帝以毫无帅才的临川王萧宏担任主帅显然是一着臭棋。

二是战略部署不当。梁武帝着眼全局，在北伐时，虽然主要以夺取寿春为目标，但在荆州雍州、青州冀州、徐州兖州等方向也都向魏国境内发起了进攻，牵制了魏军，使得一时之间魏军分辨不清梁军的主攻目标，这都是正确的。徐兖方向梁军一度进抵徐州城下，青冀方向梁军进抵固城等山东腹地，也都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战斗，但是，梁武帝用于次要战场上的兵力尤其是徐兖方向的兵力过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寿春方向的兵力。次要方向其实不是以占领敌人土地为目的，主要是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然而，从次要方向梁军的人数、表现上以及张惠绍对徐州百姓的话语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梁武帝在次要方向的用兵也是以夺取魏国城池为目标的，这样一来，原本属于牵制作用的这几支梁军的任务就变成了与主力部队一样，而整个战线也随之变成了多路平推，没有重点了，这也 给魏军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今天写到这了：

高欢从玉璧回师后，军中就传言韦孝宽用机械发射的定功弩射杀了自己的丞相，西魏人听说后，就在文告中宣称：“强弩一射，恶徒就死了。”高欢究竟是生病了，还是被射伤了，已无从考究。不过，为了辟谣，高欢还是强忍病痛，接见了东魏朝廷的重臣们，在席间，他请斛律金唱那首著名的《敕勒歌》，高欢亲自跟着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想起了那熟悉的草原，还有那同样熟悉的歌声，他还想到了自己未竟的事业，外患未除，内忧尚多，一世英雄，转头成空，唱着唱着，他百感交集，不禁泪下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