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冯太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首先，是聪明。史书称，她“性聪察”，“多智”，也就是说聪明智慧，明察秋毫，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家首要的素质。
其次，史书称她“知书计，晓政事”，这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基本能力。
第三，严厉。即使是自己的亲信旧臣，如果犯错，她也决不宽恕，动辄大棒伺候，多至上百杖，少也有数十杖。尤其是她知道自己的私生活上面有污点，更是担心别人议论自己，只要稍有猜忌，此人即被灭门。
第四，恩威并用。她从不记仇，今天犯错的臣子受过罚，转眼她都“忘”了，又待之如初，甚至因为受罚而又给加官晋爵，因此，人人都愿意为她效劳。
第四，能行大事。这里包含了果断坚强，生杀之间，能够立即做出决断，从不左右彷徨，摇摆不定，这在以后的诸多改革中，就能看到这一点，往往凭借着冯太后寥寥数语，就决定了下来。
第五，猜忌残忍。这当然不算是很好的性格，但是，在专制制度下，从一定程度上，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是一个高明的阴谋家，做不到这一点，自己就极有可能成为他人案上的鱼肉。
第六，非常简朴。冯太后富有四海，赏赐他人从不吝啬，但她本人的生活却十分简朴。衣着也不华丽，用餐的餐桌直径才一尺，吃的菜仅仅是过去皇后、皇太后的十分之二那么多。她临终之时，还专门下诏要求薄葬。
总之，她是一个十分合格的政治家。
孝文帝从公元471年继位到公元499年去世，一共在位28年，共用了三个年号：延兴、承明和太和。延兴年间基本上是献文帝与冯太后共治的时代；承明年号仅用了半年；太和年号用了二十三年。孝文帝于太和十年正式穿上朝服，接见各国使节，而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病逝，因此，有人以太和十年为分界点，前面属于冯太后统治时期，以后为孝文帝统治时期，也有人以冯太后病逝的太和十四年为分界点，以为终冯太后生前均为她专权的时期。个人认为，太和年间应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太和元年到太和十年，这一时期是冯太后全面接管朝政的时期，在此期间，孝文帝从10岁成长到20岁；第二阶段是从太和十年到太和十四年，这一时期冯太后给予了孝文帝有限的权力，但实际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冯太后的手里，这从《魏书·高祖纪》中我们都能看到，在此期间孝文帝主持了祭祀、接见外国使节等，这是冯太后逐渐将孝文帝推出前台的信号。明确这些的意义在于，发生于这些年间的颁禄制、均田制、三长制改革，功劳应该算到孝文帝的头上还是冯太后的头上，大约应当算在冯太后的头上的。第三阶段是从太和十五年到太和十九年，《魏书·高祖纪》在太和十五年年首特别提到：“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这一句话决非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孝文帝曾经在其他地方听过政，而是说从此开始，也就是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真正实现从一个傀儡皇帝到名实相符的皇帝的转型。第四阶段是从太和十九年到太和二十三年。为什么要再划出一个阶段呢？因为，在太和十九年北魏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由孝文帝独立主导的大事，那就是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以及在迁都以后的汉化措施，是孝文帝个人的功劳。
一八三、女主当朝（3）
为了叙述方便，在此，我们将延兴年间冯太后与献文帝共治时期到太和五年，北魏内政集中做一介绍：
一是广开言路，倾听民声。延兴元年九月，下诏：“群臣以及平民百姓都要直言建言献策，对利国的好政策以及不好的政策，都要详细上奏。”延兴二年七月下诏，全国各地郡县都要向平城派遣两位能够说明情况的人，参加九月的阅兵仪式，届时顺便汇报当地的风俗。同年十一月，又派遣使者深入全国各地查看民情，了解百姓们的疾苦。延兴三年十一月，因为黄河以南七个州的地方官大多不遵守法律，致使新占领区的百姓们的意愿无法上达，特意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者监督刑狱，纠正错误判决；对于鳏寡孤独无力生活的贫穷百姓要免除杂税；对于家中有八十岁以上老人的，免除其一个儿子的劳役；对于辛勤劳作、尊老爱幼的模范和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要逐一上报朝廷。延兴四年十一月，北魏朝廷再次派遣使者前往黄河以南的七个州进行视察，安抚新归附的百姓。承明元年八月，刚刚临朝称制的冯太后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诏称：“朕继承大业，各位王公大臣都要尽心尽力辅佐我，对于利国利民的举措，都要一一上报。”同年十月，她又下诏称：“朕继承皇位以后，目标是要让朝廷群臣能够畅所欲言，国家境内不再有不敢说出来的意见，征询治国方略，将问及平民百姓。从今往后，上自群臣，下至黎民，都可以随意上书言事，直言极谏，不要有所隐瞒。对于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良策，有关部门都要逐一上奏，朕将亲自阅览，与各部长官研究其可行性，予以实施。”太和二年二月，冯太后与孝文帝巡幸代郡的汤泉，所过之处访贫问苦，将宫女赏赐给娶不来妻子的贫民们，八月，又向各地派遣使者考核地方官员，体察民情。太和三年二月，冯太后与孝文帝再次前往温泉，问民疾苦，将宫女赏赐给贫民，八月，再次下诏让征集群臣的意见建议等等。
二是重视礼教，移风易俗。延兴元年二月，北魏朝廷下诏，要求规范祭祀孔子的典礼，在典礼上不允许女子参加，所用牺牲都要洁净，典礼要肃穆。延兴三年四月，又下诏以孔子的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赏赐给他家十户人家的赋税。太和二年五月，下诏称：“婚姻嫁娶，过于看重聘礼，就会让婚配耽误；厚葬送终，也会让活着的人负担过重。过去的圣贤之王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对此以礼进行教育，以法予以约束。而如今，民俗逐渐奢侈，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致使贵贱没有区别，只以贫富为标准。另外，王公贵族与百姓之家，门不当户不对地结亲，先帝多次下诏予以禁止，但却没有改变。朕如今重申这一法令，有违反的，以违反制度论罪。”延兴元年四月，还下诏严禁和尚离开寺庙，到民间游荡，必须出行的，要有公文。在冯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后，她尤其是关注老年人的生活，提倡尊老敬老，这大约是因为当时北魏朝廷之上有很多年龄较大的老臣，如拓跋忠、高允等人，如，太和元年十月，在太华殿设宴款待京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并赏赐给他们衣服，又下诏全国范围家中有七十岁以上老人的，一个儿子可以免除劳役；太和三年五月下诏赏赐全国老人一件衣服，五斤绵，绢布各五匹，七月，又将年老及患病的宫女释放回家，十一月，赏赐京师贫穷、年老、疾病的人衣服布帛。太和四年，与京师的老人聚会，赏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免除家人的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