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显祖之死（1）
在刘宋朝廷迅速扑灭了刘休范的叛乱以后，萧道成逐渐崛起，刘宋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此时的北魏也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故！
自刘宋明帝泰始六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诛杀了其嫡母冯太后的情夫李奕之后，仅仅过去十个月，到了刘宋明帝泰始七年，冯太后就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反击，迫使献文帝禅位给了儿子、时年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此后，虽然献文帝依然掌握着北魏最高统治权，但起码从名义上，他已不再是当今的皇帝，而冯太后则通过掌控着孝文帝而实际控制着北魏政权。年纪轻轻的献文帝当然不甘寂寞，他借着出兵、出巡之机，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越级提拔自己的亲信万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据《魏书·陆定国传》记载，献文帝还提拔自己的亲信、陆丽的长子陆定国为“侍中、仪曹尚书，转殿中尚书。”献文帝出巡，都任命他为行台录都曹事，后又越级提拔为司空。《魏书》还说：献文帝当上太上皇后，“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但是《魏书·天象志三》却说：“（延兴）三年八月，月犯太微。又群阴不制之象也。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献文帝过问朝政的依据在于他退位时双方的约定，而冯太后则是通过孝文帝间接地控制朝政，这里说的天子当然就是指孝文帝，而“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说明了冯太后也在竭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些人除了朝廷大臣之外，还有所谓的“小人”，他们包括一些出身门第较低的人士、宫内的宦官、女官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献文帝似乎从四年前禅位时恢复了过来，在朝中的地位也逐渐稳固了起来，更多地染指原本属于孝w文帝（冯太后）的势力范围。在此期间，献文帝非常关注刑事案件的判决，对过去一些不合理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根据《唐律疏议》上称：“诸上书若奏事而误，杖六十；口误，减二等（即四十）。”口误是指臣下在向君主汇报工作时说错了话，献文帝继位后，即废除了口误处罚的规定；还限制“门房之诛”（即南方的族诛）的适用范围。拓跋焘时代，鉴于地方办案不公，曾下诏命令对于一些疑难案件要交到中书省，依据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进行重新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案件的监督，但是，儒家经典的精神毕竟不是法律，在具体案件上很有可能被人根据好恶进行曲解，因此，献文帝下令废黜了疑难案件覆奏制度，规定“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不得为疑奏”，与此同时，对于皇帝的意见不再由近臣口头传达，而全部使用文书，被称作墨诏。献文帝认为慎刑总比滥刑要好，因此，有很多案件久拖不决，群臣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献文帝却说：“超审限羁押罪犯，这当然不是善政，但是，总比仓促下判要好！人被关押起来，就会向善，因此，智慧的人会把监狱当作是修福的场所，朕故意让这些人多受几天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改过自新，然后，我再施恩宽恕他们。”他还认为，大赦的命令只能助长奸人心存侥幸，所以，从延兴元年以后，北魏就不再颁布赦令了。当时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查清案情，法律规定允许法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适当的用刑，以五十大杖为限。由于没有具体规定杖的样式，这就让一些官吏从中作弊，献文帝得知后，统一规定了大杖的样式。与此同时，献文帝的宠臣李也逐渐飞扬跋扈起来，史称，他“既宠于显祖，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
献文帝在外廷如鱼得水，但毕竟他已经搬出了皇宫大内，也不可能对朝廷日常政务过多干预，而冯太后则在内宫隐忍不发，她依靠着抚养孝文帝间接地控制着朝政，美国学者艾安迪也称：“文明太后在公元476年之际权力的急剧膨胀，是由于公元471年显祖的引退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而导致的。”史书称，“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从她的丈夫文成帝驾崩后，她自投火中，到依靠拓跋丕等人诛杀乙浑、让年仅十二岁的献文帝坐稳了皇帝宝座，冯太后在北魏朝中享有了崇高的威望，再到她成功地迫使献文帝离开了权力之巅，这一系列举动都显示了她过人的智慧。《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冯太后的隐忍：“太后尝以体不安，服庵闾子，宰人昏而进粥，有蜒在焉，后举匕得之。帝时侍侧，大怒，将加极罚，太后笑而释之。”冯太后因为生病吃药，服药后，喝粥，碗里竟然有一条鼻涕虫，当时孝文帝就在一旁伺候，大怒，将要诛杀厨师，但冯太后却一笑了之。冯太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身边的人树立一个宽厚的形象，让亲随更加忠诚。如今，虽然献文帝仍然拥有重大事务的最高决策权，他也在努力挽回自己的影响力，但是，毕竟他已经走下了政治之巅，不少北魏臣子也都清醒地看到只有冯太后才是他们最可依赖的靠山，不过，对于献文帝提拔万安国、陆定国等人，冯太后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她依然在暗中观望、思考、部署，一旦时机成熟，她会突然下手，迅速解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虽然冯太后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外廷，但是，她却谨慎地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后宫这一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内，《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称：“故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赍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帏幄，密加锡赍，不可胜数。”这些人被提拔到高位，当然是在冯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的以后的事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延兴后期，他们已经被冯太后引为心腹，并参与了一系列阴谋了。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四人均为宦官：杞道德，即抱嶷，史称其“小心慎密，恭以奉上，”后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统领禁卫军。王遇，史称，他“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张祐,为曹监、中给事，赐爵黎阳男。苻承祖，略阳氐人。为冯太后所宠，从御厩令晋升为中部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赐爵略阳侯，兼典选部事，中部如故。后转为吏部尚书，仍领中部。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王质、剧鹏、李坚等人也都是冯太后的心腹宦官，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戚等成为冯太后集团的得力干将，这里当然还有同为宦官赵黑，他已经被任命为选部尚书，代表冯太后与献文帝的亲信李共同负责组织部门。至于王睿和李冲等人被冯太后引为心腹，当在承明年间冯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以后，此时，以情理推断，在与献文帝较量当中，冯太后尚不敢有任何把柄让献文帝握住，这一点也可以在《魏书·王叡传》中称“其被冯太后看上是在承明元年”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时光就这样进入到了刘宋后废帝的元徽四年，也就是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即承明元年、公元476年）。
在这一年的二月，北魏朝廷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件——一直是献文帝心腹、并被献文帝破格提拔为司空、东郡王的陆定国，因事被免去官职爵位，贬为普通一兵了。史书对陆定国的被贬原因语焉不详，仅仅称其“恃恩不法，”但据《赵黑传》的记载，赵黑与李因为用人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朝堂之上公开争吵，并结下了深仇，这场冲突当然是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因用人问题矛盾激化的标志，也许这场争论正与陆定国的被贬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陆定国被冯太后拉拢了过来，招致献文帝的怒火而将其贬谪，这从冯太后当政后又给其恢复了爵位，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另外一个历史的细节，也许也能够说明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据《魏书·李传》记载，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北魏朝廷（献文帝）下诏对李大肆表扬了一番之后，说：从去年以来，群奸阴谋不断，抢劫李的宗族李英等四家，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残害忠良。诏书最后愤怒地说道：“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关部门要出重赏，迅速将凶犯捉拿归案。”谁都知道，李是冯太后最痛恨的人，正是他，让自己心爱的情人李奕被杀，对此，献文帝不可能不清楚，从诏书的口吻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出献文帝的恼火程度。
就在陆定国被贬之后四个月，到了这一年的六月六日，北魏朝廷突然下诏中外实施戒严，将京师的部队分为三等，第一军出征，用第一等的士兵，依此类推。关于这次戒严的详情，北魏史书讳莫如深，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到其中真实的情况了。毫无疑问，这次突然戒严，与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斗争白热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冯太后借孝文帝之手宣布的戒严，试图从献文帝手中夺回军权？还是献文帝打算采取武力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