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四、休范谋反（2）

等到宋明帝驾崩以后，阮佃夫等寒门人士掌握了朝廷的实权，而刘休范自认为自己是皇上的亲叔叔，不仅应当成为辅政大臣，而且理应被晋升为帝国第一重臣——宰相。可是，事与愿违，在新朝中，他仅仅被加封一个徒有虚名的司空位号，实权丝毫没有扩大，依然当他那个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调任南徐州刺史以后，原任南徐州刺史刘秉被调往郢州，接替沈攸之的职务，可是，到了泰豫元年的十一月，朝廷却又晋升刘秉为尚书左仆射，将其留在了中央。刘秉不过是刘道怜的孙子，于刘宋王室属于疏属，却受到提拔，而朝廷中的袁粲、褚渊却置他刘休范这个皇室近亲于不顾，这也太欺负人了。刘休范是越想越气，他就象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怨妇一样，因怨生恨，进而不惜铤而走险。

谋定而动。他的典签官徐公舆劝说他放下架子，招徕四方人才，于是，他开始招募勇士，修缮武器装备，着意拉拢人心，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凡是从浔阳路过的士人，他都殷勤接待，厚加赏赐，愿意留在江州幕府的，他更是刻意笼络，表现出一幅求贤若渴的姿态，让来的人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于是，刘休范的名望节节攀升，人气指数也随之飞速上升，在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浔阳集团。为了迷惑朝廷，刘休范的母亲荀太后病故，刘休范就地将她安葬在浔阳，以显示自己不回朝廷的姿态，好让朝廷放心，但他却“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习驰马，招聚士众。”按：南朝时期的贵族出门都是坐轿，从不下地走路，以至于很多人竟忘记如何走路了。我们经常在史书中看到某某人患了足疾什么的，就是如此，据《南史·褚湛之传》记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着芒屩，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指褚渊）时年十余，甚有惭色。”拓跋焘兵临瓜步之时，丹阳尹褚湛之让自己的儿子们“学习走路”！在当代的人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了，但在当时，竟然被其他士族所嘲笑，被认为是惊世骇俗之举，褚湛之“安不忘危”的回答也让自己的儿子感到非常羞耻！当时的贵族就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刘休范如今要想打仗，就得从头学起，他学习骑马与褚湛之的儿子学习走路，其实是一回事。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拉拢荆州刺史沈攸之，他让和尚陈公昭制作了一卷《天公书》，标题是“沈丞相”，送到了沈攸之的府上，沈攸之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也不拆开书信，命人查出是陈公昭所送，连同书信一并送交朝廷，于是，朝廷也知道了刘休范居心叵测，暗中采取了预防措施，虽然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但裂痕已经无法弥补，较量只是早晚的事了。

郢州刺史出现了空缺，刘宋当局认为郢州治所夏口位于江州治所浔阳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忠于朝廷的人之手，由于在沈攸之离任之时带走了郢州大量部队、武器，朝廷方面还必须对新任郢州刺史增加武器装备和人员。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二月二十八日，刘宋朝廷任命宋明帝的第六子、时年四岁的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当然，刘燮只是挂名的，重要的是郢州长史的人选，大家一致认为王彧的侄儿王奂是最佳人选。王奂年纪轻轻，就个性鲜明，王彧将家事全都托付给了他，由于他的从祖父王球没有后嗣，就将他过继给王球为孙，因此，给他起了个字叫彦孙。此时，他被任命为晋熙王镇西将军长史，加冠军将军、江夏武昌太守，行郢州府事。朝廷方面给王奂配给了大量武器装备和部队，让其镇守夏口，以制衡下游的刘休范。为了防止刘燮、王奂一行在经过浔阳时被刘休范截留，朝廷方面还专门安排他们绕过浔阳，从太洑（位于湖北省黄梅县南）小路径直而去。刘休范事后得知，不禁大怒，秘密与徐公舆商议偷袭建康，他上书需要修缮城池，储备了大量板材，以备战时之需。

朝廷方面还想以刘怀珍为冠军将军、豫章太守。任命刘燮担任郢州刺史，是遏制浔阳上游，委任刘怀珍为豫章太守，那就是在江州掺沙子，做得也太明显了，势必会加速刘休范的叛乱。刘怀珍说：“刘休范需要有个借口才会发难，岂敢马上就发动叛乱？假如其终将叛乱，我请求奉命率军前去讨伐，如今，有此任命，恐怕更会让其不安。”因此，坚决予以推辞，于是，朝廷即改任他为黄门郎，领虎贲中郎将、青州大中正。为了安抚刘休范，元徽元年年底，朝廷方面又晋升其为太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