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发言的是献文帝的八叔任城王拓跋云。拓跋云从献文帝继位后一直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可能仅是荣誉称号）、中都坐大官，从其行事上看，他是服从于冯太后的，这也是他和他的儿子拓跋澄在后来一直恩宠不衰的原因。献文帝提出将传位给三叔拓跋子推之后，群臣变色，均不敢出声。拓跋云最先发言，他说：“陛下正要领导国家，步入太平盛世，岂能上违宗庙，下弃万民？况且父子相传，历来如此，我朝建立后，也从未改变。皇太子是国家正统的接班人，一直就拥有美好的德行。陛下假如一定要抛弃俗务，颐养天年的话，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如果舍弃皇太子而另立他人，这恐怕也不符合先帝的遗愿，还将使人情不安。并且，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轻率改变继承秩序，不仅会让祖宗神灵失望，而且还会助长了奸人的野心，这是祸福的关键，请你三思。”源贺也说：“陛下如今打算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以叔父继承侄儿，臣恐怕扰乱了祭祀的次序，万世之后，肯定会受到世人的讽刺，请您深思任城王的话。”东阳公拓跋丕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虽然皇太子的美名众人皆知，但确实还年幼。陛下正值壮年（时年18岁），刚刚亲临万机，天下敬仰，现在却要独善其身，不以万物为意，国家社稷将托付何人？亿万百姓将依靠何人？”尚书陆馛（陆丽长兄）说：“皇太子英明，足以继承大位，四海归心，不能有任何异议，败坏国家的制度。陛下如果舍弃皇太子，而传位给诸王，臣一定会在宫殿之上自杀，决不从命！”当即，献文帝勃然大怒，脸色一下子变了。但是，他没有发作，而是回头问选部尚书宦官赵黑。赵黑被冯太后任命为选部尚书，是冯太后控制国家人事权的一个标志，赵黑自然是冯太后的心腹，他回答：“臣愚蠢无知，只会感情用事，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感到陛下正年富力强，如日中天，普天之下都称颂陛下的圣明，万众也都祈祷陛下能够长命百岁。假如陛下愿意颐养天年，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献文帝又询问中书令高允，高允当然知道其中的深浅，他身为汉人，没有实权，又不愿介入这场漩涡，听到皇帝询问，他从后面走上前，跪在地上，哭着说：“臣不敢多说话，让陛下劳累，只愿陛下上思列祖列宗交给您的重任，再想想周公怀抱年幼的周成王领导国家的旧事。”高允也含蓄的表达了支持皇太子的立场。
在这场交锋中，真实的情况可能远比史书遗存下来的要激烈得多。这是因为：一、拓跋弘突然打算传位的理由，太突然，难以让人信服；二、史书上这些人的话可能经过了很大程度的篡改。比如，从上述源贺的话中，我们似乎看不出有多激烈的表现，但《魏书·赵黑传》中却说：“唯源贺等词义正直，不肯奉诏。”同书《陆馛传》中也说：“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等并皆固谏。”三、如果这是献文帝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肯定是要提前安排支持者的，但史料留下来的却是一边倒的观点，这只有两种可能：1、献文帝做出这一决定是仓促之中做出的；2、史料有意抹去了献文帝支持者们的言论。
看到群臣均表示反对，献文帝沉默了很久，说道：“皇太子是正统的储君，有诸位大人们辅佐，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又说：“陆馛是一位正直的大臣，肯定能够保护好我的儿子。”于是，这件事就决定了下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献文帝所有的话中都没有提及亲自抚养孝文帝的冯太后，大约在他的心里仍然对于冯太后可能会遥控孝文帝感到不安吧？八月二十日，献文帝以陆馛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带着皇帝玉玺、绶带，正式传位给年仅五岁的拓跋宏。《魏书·高祖纪下》称：“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帝，帝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显祖甚叹异之。”这显然是冯太后教导的。大赦，改元延兴——当年即改元，这有点不同寻常，似乎是专门向大家说明献文帝已经退出了前台。
八月二十、二十一日，献文帝分别下达了两道诏书，前一道诏书就是送给拓跋宏的，后一道是发布天下的，主旨说明自己禅位的原因主要是要修身养性，要求群臣要辅佐好儿子。在后一道诏书下发后，群臣又上书称：“如今皇帝尚年幼，还需要陛下把握大政方针，请求给陛下上尊号为太上皇帝。”献文帝接受了，八月二十三日，太上皇帝拓跋宏离开皇帝寝宫，迁居崇光宫，崇光宫位于皇宫北苑之内，房椽是山中采来未经修整的木料，台阶还保留着土阶。又在崇光宫右面十里多地修建了鹿野佛图（寺庙名），让僧人们居住在里面。拓跋弘平时与僧道一起谈论玄理，但国家大事也都向其汇报。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以和平的方式而告终，这源于拓跋弘与冯太后之间暂时的妥协。对于冯太后而言，五岁的孝文帝顺利接班，这意味着冯太后全面掌握了帝国直接的统治权；而对于献文帝而言，他虽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但依然保留着对国家大事的发言权。这种妥协是双方力量现状的必然产物：显然，冯太后一方的势力较强，但献文帝一方也并非毫无影响力，起码，献文帝在拓跋子推等宗室那里具有一定的市场。从表面上看，献文帝在这场较量中暂时是一个失败者，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将千方百计利用机会卷土重来，而对于取得了帝国统治权的冯太后而言，她更能方便地在中枢和地方安插属于自己的人，逐步巩固自己得之不易的成果。双方势必还将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而实际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上演。以李和赵黑这两个个人的恩怨为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人事权是一个政权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据《魏书·赵黑传》记载，李因为揭发了李敷李奕之事而得到了献文帝的信任，在延兴年间与赵黑两人同时担任选部尚书，这可能就是冯太后与献文帝这场妥协的结果，后来，李上奏以中书侍郎崔鉴为东徐州刺史，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为荆州刺史，选部监公孙蘧为幽州刺史，赵黑在宫殿之上提出异议，认为，这些人的资格仅仅只能做个太守，而不能用作刺史。献文帝只得说：“公孙蘧的任命暂停。”而李又告发赵黑在担任典监藏时，损耗太多。这当然是诬陷，因为，当时北魏官吏没有俸禄，什么官管什么事，近水楼台，就吃用什么，这很正常。但这是政治斗争，没有什么是非曲直，献文帝即将赵黑贬为门士。但过了一年，赵黑又被提拔为侍御、散骑常侍、侍中、尚书左仆射，又兼管选部——不言自明，这当然是冯太后的意思。
学者们对献文帝退位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是自愿，二是被迫。多数学者认为是迫于冯太后的压力。自愿说的理由是：一、献文帝的确喜爱佛道，这有很多记载；二、延兴年间，献文帝依然掌握着朝中的权力，多次领兵出征就是例子。其实，喜爱佛道与不是被迫是两码事，而献文帝在延兴年间依然掌握朝权，也不必然说明前此的禅位就不是被迫的。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妥协极有可能是采取了拓跋嗣当太上皇与拓跋焘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太上皇主战，而新君主政，并且，在延兴年间，献文帝还试图利用领兵在外的机会，加强自己的力量，这也都反证了他对这次权力安排心有不甘，也更说明了这次禅让来自于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