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年前义阳王刘昶叛逃北魏之后，北魏朝廷已经对刘宋政权的内部情况、尤其是淮北地区的守备了如指掌了。义阳王刘昶是南方政权第一个直接叛逃北魏的近支皇族，因此得到了北魏空前的重视，曾两次将公主嫁给他为妻。据《宋书·索虏传》记载，北魏献文帝下诏称，刘昶的弟弟湘东王刘彧篡位自立，江州刺史晋安王又称皇帝，荆州、郢州刺史又各自称兵一隅，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均拥众自居，没有定主。如今，我将命令诸军进行讨伐：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安定王直勤伐伏玄（此人不详，一说为拓跋休、拓跋弘14叔，但拓跋休是在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才被封为安定王的，且军号为镇南大将军【见《魏书·显祖本纪》、《魏书·景穆十四王列传》】）、侍中尚书左仆射安西大将军平北公直勤美晨（即拓跋目辰）、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平北将军山阳公吕罗汉，领陇右之众五万，沿汉而东，直指襄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勃海王直勤天赐（即拓跋弘5叔拓跋天赐）、侍中尚书令安东大将军始平王直勤渴言侯（该人不详，陈寅恪称是元勰，但年龄不符）、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令安西将军西阳王直勤盖户千（可能是指殿中尚书、镇西大将军、西河公元石，《宋书》的记载有可能是传写之误，元石为平文帝玄孙），领幽、冀之众七万，滨海而南，直指东阳。使持节征南将军京兆王直勤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将军新建王独孤侯尼须（刘尼）、散骑常侍西平公韩道人（疑为韩茂之子韩备），领江、雍之众八万，出洛阳，直至寿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宜阳王直勤新成（拓跋新成）、侍中太尉征东大将军直勤驾头拔（当为贺头拔的讹写，即源贺）、羽直征东将军北平公拔敦及义阳王刘昶，领定、相之众十万，出济、兗，直抵彭城，与诸军一起会攻秣陵（建康）。让刘昶回国，安定社稷……

有学者称，该诏书是发布于北魏丞相乙浑当政期间，但是，仔细研读该诏书，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理由是：一、如果乙浑当政，对于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身为丞相、太尉的乙浑理所应当地会充当总司令的角色，但诏书中对此竟一字不提，这极不正常；二、根据《魏书·拓跋目辰传》的记载，在乙浑当政期间，拓跋目辰与其兄拓跋郁策划刺杀乙浑未果，拓跋目辰逃匿得免，假如该诏书发布于乙浑当政期间，拓跋目辰不可能名列其中，真实的情况当是在冯太后清除乙浑之后，拓跋目辰又官复了原职；三、诏书中明确写的源贺职务是太尉，而源贺担任太尉一职是在冯太后诛杀乙浑之后。因此，该诏书应当是在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以后发布的，对此，还有一个旁证：浔阳政权在与建康决战时，一直不敢让袁顗倾巢出动，只是在刘胡与朝廷相持不下之后，到了这一年的六月，才命令袁顗率领雍州部队东下，这极有可能是担心北魏会大举南下，在这两三个月里，浔阳政权也可能与北魏进行了外交交涉，致使该诏书计划的大规模进攻刘宋的行动并没有实施，这也使袁顗东下成为可能。

宋明帝消极怠慢的态度，让心神不安的薛安都等人不得不去投靠新的主子，这个时间应当是在泰始二年（即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的九月，而薛安都等人试图归降北魏，也很快传到了宋明帝的耳朵里，于是，就促使了宋明帝在十月任命张永、中领军沈攸之出兵北上。当时，张永的职务是使持节、监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四州诸军事、青州冀州二州刺史，但这时，张永并没有实际控制青州冀州，因为，此时的青州冀州地区还实际控制在原青州刺史沈文秀、原冀州刺史崔道固的手中；对沈文秀，浔阳平定以后，宋明帝就派遣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给他带去了诏书，在诏书中，宋明帝说：“皇帝前问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朕去年拨乱反正，功高天地，对你们一家给予了特殊照顾，你能够活到今天，是谁的力量？为何背恩忘义，与逆党同流合污？如今天下已定，你独自困守穷城，将尊奉何人？况且你的家眷都在京师，祖坟也在南方，设想你心非草木，岂能无情？因此，特意派沈文炳前去对你说，凡是参加叛逆的，一概既往不咎。你又有什么能耐，能够独存？马上率领部众投降，我会另外下诏告知有关部门，对你们决不追究。如果不从，国家有既定的法律，不仅会诛杀你的弟弟儿子，还会夷灭你的祖坟，这样做既是向齐地的百姓谢罪，也是为了安慰出征将士们的军心。”接到诏书的沈文秀迟迟没有答复，而是象薛安都和常珍奇一样，与崔道固一起请求北魏出兵救援。